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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以此时信息传递的速度，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得到消息。那种有师门的还好，家传的寒士还真未必知道。加上路途难走，对自己信心不足的贫士，还真豁不出去借这么一笔钱来应试——更是借都没处借去。
还有不少赶到的人实在贫寒，城里的客舍和普通人家的租金都付不起，于是城外的农家都敞开门赁给人住，农夫倒是挺高兴的，不但能赚点房钱，还能赚点饭钱。
不过今年新郑附近的农夫不仅为这点外快高兴，他们更兴奋的是小麦收获了，产量增长了不少——这是去岁秦人带来的种子，教的种法。
其实学得不太好，毕竟不是秦国本土，没有那么多畏于秦法的秦吏做事。所以并不像秦国那样产量翻倍，平均值能达到两百多斤，但是对于一直埋首于黄土的农夫来说，这已经是个神迹了。
所以今年的社祭都格外热闹隆重。
但农夫们并不傻，尽管都愿意出粮祭祀，但他们知道这丰收其实是秦人带来的，感谢神灵，是感谢神灵把秦人带来。
秦人说了，这些种子能留种，种上两三年后才会慢慢退化，也不会比原来更差，只是没今年这么好罢了。但看到今年的丰收，谁还愿意辛辛苦苦一年，交了税之后自己都吃不上两口啊。
这些并不隶属于贵族的自耕农中间，已经悄悄形成了共识：“大王纳土是英明的，我们早些做了秦人才好。”
初步形成的国家意识，只在屈原、张良这些人之间。这些不识字的普通农夫或许有亲人死在战事的朴素仇恨，却没有为韩王而百死不悔的自觉。如果在秦国能吃饱，那他们就想做秦国人。
而新郑城中，摆烂的摆烂——韩王安甚至拿秦王赐下的流光溢彩玻璃器、温润如玉瓷餐具、映人如真玻璃镜向朝臣们炫耀；懵懂的懵懂——傻子不少，以为纳土称臣就像周天子封诸侯一样平安了；醉生梦死的恨不能死在酒坛里——看得清楚又无能无力，只能以酒精麻醉自己。
张良这样清醒明智而又不肯逃避的人，便是最痛苦的。
他甚至出城，去昔日不屑一顾的农家走访询问，也去了自家封地了解正常的粮食产量。但这些只给了他更深的无力感。
他比前两年更成熟一些了，已经意识到，秦国的强大是从商鞅变法时就开始的事情。而现在秦国发生的事，看似波澜不惊，其实或许是另一场不亚于商鞅变法的大变革。
纵横家的口舌不能扭转大势，兵家的军阵只能保一国苟延残喘，谋士的奇计亦只能稍稍削弱拖延。
只要秦国保持这个势头，他就算一时失败，也能恢复之后再度兵临六国。
韩国公子韩非是看到了这一点，才会在被韩王送到秦国后，终究为秦所用吗？韩非在七月时已经回到新郑，要在九月时做主考人。这段时间他府上车马不绝，听说他拒绝了那些为子弟说项的韩国显贵，但没有拒绝上门求教的士子。
韩非本来就是这个时代著名的大学者之一，这也不奇怪。张良收到过他的赠书，显然是看好他。张良并不怨恨韩非为秦所用，或许这是天下大势，只是他不愿意顺势而行罢了。
第66章写不出就瞎编
楚国来的吴林与同伴钱全，以及到了韩国才结识的齐人吕定一起住在新郑城外的农家。
三人只要付一间屋的钱。榻上可以挤下两个人，另一人用席子往地下一铺，自己带的铺盖放下也可以睡。公平起见，三人轮流打地铺。
三人合伙吃饭，也比单独开伙便宜。他们穷，来得又早，到的时候钱都用差不多了，靠给本地大户在地里做短工挣些吃饭的钱。所以可谓一拍即合，一起住了三个月。
他们也没白来得这么早，到了没多久，韩非就从秦国回到了新郑，担当九月考试的主考。而在这之前，韩非就在自己府上讲学，凡是报名的士子都可以去旁听。
虽说吴林学的是道家，钱全的老师是势微的楚墨，吕定学的是阴阳家，但现在是什么时代？这是秦国从后世学会来的造纸术还没有普及到平民阶层，纸书价格降下来但也同样没有遍及天下的时代，是知识无比珍贵的时代。
有韩非这样的大学者讲课，你管他是不是自己所学流派的师长呢。
有机会听讲就不错了，还挑三拣四的，真当自己是贵族公子，可以驾着车带着护卫四处寻访吗？
所以韩非每五天讲一次学，三人风雨无阻，一大早就起来，然后步行到城门外等候。城门一开就进城，再到韩非府外等候。
也不止他们三人，每次进城时都有大批同行者，在府外等候的更多。不光是他们这些准备考试的学子。还有人听说韩非在这里讲学之后，本来不打算参加考试的，也收拾行装赶来了。
更有张良这样的本地人，尽管不乐意韩非投秦，但韩非讲学，他还是来听的。
现在像吴林三人这样家境一般的士子还是有不少的。他们或是家境败落但祖上阔过，有一定的人脉从而得以向老师学习；或是父祖辈曾经出过向某家学者求学过的人，自家传下了他们自己抄录的书籍。
有些人用来学习的书卷根本不全，只是残本，就这样辛辛苦苦地学到了二三十岁，却没有出仕的机会，这才在听到消息之后孤注一掷，有人甚至是变卖了家产而来，颇有不成功就不过了的气势。
他们的学问一般，秦国放出的消息称录取者会安排为县中吏员，待学习了秦国的律法，又在考核中得了上评后，会安排他们做县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