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这种现象也不是明朝所独有的，从秦开始一直到后世，但凡是由权力垄断的物资，基本都是一样的处境。
也不是谁当了皇帝就可以彻底改变的，因为这是体系的缺陷，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后天无法去除，只能控制程度的大小。
那有人说了，大明的食盐价格一直都很低，税率也很低，就算私盐贩子很多，可老百姓并没受损，反倒得到了实惠。
没错，明朝的盐税是不高，食盐价格也一直都稳定在比较低的区间。以万历三十二年为例，49亿斤产量，等于放了245万张盐引，每引2oo斤。
当年的盐税收到了13o万两，每引的盐税就是o53两，每斤265文。而这一年的盐场提货价格，每斤在11文左右，与唐宋元相比确实算很低的。
不过问题又来了，商品售价低，对人民收入和国家经济展就一定有好处吗答案依旧还是否定的，甚至正相反。
从汉代开始古人就总结出来一个经济规律，米贱伤农！米是生活必需品，同样食盐也是，所以食盐价格太低，不光伤害了灶户，还影响了国家税收和经济展，弊大于利。
“朕闻听福建兴化府有晒盐之法，在海边滩涂修筑盐田以海水漫之，靠太阳晾晒。如遇晴天，连续五六日即可出盐，可有此事”
洪涛一直都在听，直到王安把大明盐业的现状都介绍完才开口，没做任何评价，而是向在座的朝臣和参谋们询问。
“……”皇帝到底是从哪儿听说的，众人无法得知，到底福建有没有这样的技术也不知道，顿时全愣了。
“陛下，吏部考功司主事黄道周是兴化府人，臣闻其家中有人以贩盐为生，可唤来一问。”结果还得靠袁可立出面化解尴尬，他也不知道福建有没有晒盐之法，但认识一个当地人，且与盐业有关。
黄道周是谁洪涛有点印象，甲寅年的进士，竭云楼举子案的主犯之一。除此之外，他还有个身份，袁可立的门生。
这位总参谋长确实与众不同，连凶吉都没搞清楚就把门生给推出来了，也不怕吃了瓜落。难怪他在旧官场里混不下去呢，太容易被人抓到把柄予以攻击，是为官的大忌。
不过这倒是对了自己的胃口，想做实事、不过多考虑个人得失的官员越多越好。既然他不耍心眼，那就送黄道周一场大富贵，同时也是在用行动告诉满朝文武，皇帝喜欢什么样的，讨厌什么样的，所谓上行下效也。
“朕打算在山东与山西试行晒盐新法，既然是新法，尚不知优劣，就不用归入都转运盐使司了，暂在总参谋部下增设盐业公司，由黄道周任总理，正五品，有单独奏报之便。”
其实有没有黄道周，新晒盐法也是要推广的。而且洪涛谁也不用问就知道该怎么晒盐，且比这个时代的任何人晒的都好。
但光有好的生产工艺并不能解决大明的盐业问题，管理才是关键。巡盐御史和都转运盐使司的体系显然已经烂透了，除非推倒重来，否则换谁去也是杯水车薪。
可推倒重来动静太大了，手里也没那么多合用的人手，所以还得来个两条腿走路。一边对旧体系进行重点打击，一边创建新的体系。就像当年的海上剿匪衙门一样，先在盐业上钻个小洞，看似不疼不痒，实则是奔着挖根去的。
人总是有侥幸心理的，只要别逼得太紧，大部分私盐从业者肯定不愿意抛开身外物赤膊上阵。等他们反应过来，盐业公司也站稳脚跟了，所需的人才也培养出来了，再大规模更替成本会小很多。
至于说为什么要在山东和山西设立新盐场，而不是到新政更普及的福建和广东，这就是常识了。山东的日照时间比广东、福建多很多，晒盐和种地一样都是靠老天爷赏饭的工作，必须要顺从天意，不可人定胜天。
而山西平阳府的司盐城有个大盐湖，虽然属于池盐，但产量非常高，仅次于两淮盐场。当地除了晒盐，还有不少煮盐工艺，需要大量煤炭和木材，对植被破坏相当严重。
盐业公司的到来，不光要取代传统的煮盐工艺，还要把盐场扩大，增加机械设备，变相带入了部分新政体系，等于是为在山西实施新政铺路，一举两得。
在布局上，一东一西两个食盐主产区分配更合理，基本能解决北方各省的食盐需求，减少了运输环节，进一步降低了成本。
“如此甚好，臣遵旨！”一听说只在山东和山西进行盐业改革，两淮和浙江都不动，袁可立马上轻松了不少。这两个地区不光是最大的产盐区，还云集了半数以上的盐商，又是顽固派的老巢，官绅势力盘根错节。
下手轻了基本没用，下手重了就得和王昇一样杀得血流成河。可王昇有皇帝和海军撑腰，黄道周却是新来乍到，肯定没那么大魄力。
“先别急着应承，盐业公司不再有灶户，原有的灶户可让其自行决定去留。人手不足，仿效工厂自行招募。以后山东与山西之盐要重新定价，留出足够的利润分给盐工，具体数额由总参谋部仔细计算后报上来。”
可洪涛还没说完，光把以前的盐场归入盐业公司，换个名字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必须得提高食盐价格，再严厉打击私盐，才有可能改变整个盐业状态。
“……这……若是盐业公司价高，则盐商不会光顾，所缺份额会令私盐更为猖獗，陛下三思！”
仿效工厂雇佣工人制盐，袁可立并不觉得难办。从卫所裁撤下来那么多兵籍，再加上因为裁撤漕运失业的人口，可以说到处都是劳动力。
但人为提高山东和山西盐场的销售价就有点想当然了，盐商们又不傻，你的盐贵了人家可以不买，这样做不光无法打击私盐，反倒让出了市场份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