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这样有钱人家的公子,怎么会随便来泥腿子家里喝水?
譬如刘家的那个公子,以前就曾带着朋友们在村外路过,对他们这些泥腿子都是吆五喝六的,甚至多有嫌弃,怎可能来家里喝水?
李象还以为对方把他当成坏人了,于是便笑着说道:“老人家,伱别紧张,我不是坏人,我真是来讨水喝的。”
说着还扇扇风,故意吐槽道:“这天儿怪热的,才几月份就让人喘不过气了。”
看李象粉雕玉砌的,又长得面善,说话还和气,老人的戒备心少了不少。
“既然小公子渴了,那小老儿便去取点水来。”老人说着,转身就向屋里走去。
李象溜溜达达地就跟了上去,几人坐在院中的石头上,不多时老人就端了一瓢水出来。
那瓢不是很干净,但水的确很清澈,李象也没嫌弃,接过瓢就饮。
边上的段瓒和李立夫脸绷得跟什么似的,眼皮子不断地乱跳。
就这样随便乱喝人家的水,喝出病来我们也得跟着吃挂落口牙!
李象也坐在院中,和老人攀谈起来。
从种田聊到吃饭,再从吃饭聊到娃娃,又从娃娃聊到本县。
是越聊越往屋里去,聊到最后的时候,李象甚至都坐在了老人家里的炕上,一点也不见外,更没有任何嫌弃。
这年头的农村土炕,和后世可不一样,烟火气大不说,保热效果还不是很好。
本县县尊的名字叫做冯清,在老人口中的评价还不错。
按理来说,这年头的小民一般是不会太了解县令如何的,但老人通过实例,和李象讲述了为何对县令评价会如此之高。
大概就是前段日子,刘家想要在村里买地,用了点小手段,结果被县令识破,判了一桩公道案子。
李象微微颔,在来到登州之前他也做过一番功课,知道本地一共有五个本土的家族。
说是世家门阀吧……又够不上那么高,或许用豪强来形容比较合理。
在古代,豪强喜欢兼并土地,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说话之间,李象的小手也不是很老实,没事儿就摸摸被褥,又掀掀锅盖看看吃的都是什么。
虽说是有些贫苦,但总归是能够活下去。
唐初的税收政策,实行的是租庸调制度。
大概就是每丁每年要向国家交纳粟二石,称做租;交纳绢二丈、绵三两或布二丈五尺、麻三斤,称做调;服徭役二十天,闰年加二日,是为正役,国家若不需要其服役,则每丁可按每天交纳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的标准,交足二十天的数额以代役,这称做庸。
总体而言,“纳绢代役即为庸”,也叫“输庸代役”。
国家若需要其服役,每丁服役二十天外,若加役十五天,免其调,加役三十天,则租调全免,通常正役不得过五十日。
若出现水旱等严重自然灾害,农作物损失十分之四以上免租,损失十分之六以上免调,损失十分之七以上,赋役全免。
制度不夺农时,合理解决就业问题——当然也是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之上的制度。
而租庸调破坏的原因是因为均田制的破坏,租庸调制是要配合均田制的,其后均田制破坏,租庸调亦不可行。
均田制的破坏,不仅仅是因为人口的增加,更离不开李治和武则天这一对夫妻的努力。
租庸调的本质,就是不论土地、财产的多少,都按照人丁收税。
而由于土地兼并得不到抑制,男丁所得土地不足,又要缴纳定额的租庸调,故而使农民无力负担,只能大规模逃亡,形成恶性循环,最终租庸调、均田制一起崩溃,带动府兵制也随之彻底崩溃。
但现如今还有问题在于,地方豪强或者世家大族的佃农,租庸调是实行不到他们头上的,这就导致了许多农民宁可将土地和自己卖给豪强或者世家,被收高一些的租子,也不要自己耕种土地。
而当朝廷现自己可以直接获得赋税的自耕农大量流失的时候,它最简单的解决方式就是对剩余的自耕农抽更重的赋税,如此就造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越多自耕农依附于豪强,则朝廷越缺钱、税就越重;税越重,农民越纷纷于依附豪强。
当然世家大族和豪强也不是什么大善人,虽说是佃农,听起来有点那么个尊严,但实际上,上缴的地租跟欧洲封建主下面的农奴差不太多。
这就导致一个问题,每当遇到灾年,农民就非常容易破产,进而成为农民起义的导火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