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哥的第三个爱好是喜欢“屌人”，也就是骂人。
他当着高强的面时，总是点头哈腰的。
可一背着高强，就会习惯性地用白话骂杨浩宇。
胡哥骂杨浩宇是“猪头丙”，骂杨浩宇是“捞崽”。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他不止一次地这样骂杨浩宇。
直到有一天杨浩宇问包装车间的几个当地的女工以后终于弄懂了这两句话的含义，不由得勃然大怒。
那一晚他和胡哥值夜班时，杨浩宇一脚把胡哥从机头踢到了一丈开外的机尾。
胡哥躺在地上骂骂咧咧地挣扎了半天才爬了起来。
那一晚的后半夜，胡哥回了宿舍。
杨浩宇一个人在车间忙到天亮。
从那以后，胡哥就再也没骂杨浩宇了。
但是他被一脚飞踹至一丈开外的事情，被他添油加醋地告到了主管生产经营的翁厂长那里。
翁厂长找高强了解到了杨浩宇的情况后，非但没有责怪他，反倒对他的遭遇深表同情，劝他最好还是回到武汉完成学业后再出来打工做事。
杨浩宇谢绝了翁厂长的好意，表示会一心一意地在这里干活的。
杨浩宇抵达广东茂名教育学院印刷厂一个多月后的一天晚上，他接到了母亲从老家三姓寨打来的电话。
原来，杨浩宇离开七二二研究所的这一个多月以来，父母写到学校的信全部都被退了回去，打到传达室的电话也被告知没有了这个人。
到了放寒假的时间了，也没见杨浩宇回家。
父母焦急万分，不知道杨浩宇到底出了什么事儿。
几经周折才打听到杨浩宇竟然私自辍学到广东打工去了。
父母猜想到杨浩宇一定是遭遇到了巨大的打击才会不跟父母商议就擅自做主辍学的。
所以母亲在电话中根本就没有问杨浩宇为什么要去广东，更没有责怪杨浩宇。
母亲在电话里很焦急地对杨浩宇说，你父亲前两天在下乡办案时被疯狗咬了，现在住在医院，医生怀疑是狂犬病，情况很严重，希望杨浩宇能够尽快赶回家看看。
杨浩宇丝毫没有怀疑，他惊恐不已，慌忙向车间主任高强告了假，结算了当月的工钱，拿着自己一生中挣到的第一笔钱——七百六十元钱，乘上了茂名开往武昌的列车。
当杨浩宇风尘仆仆地赶回家时，已是农历腊月下旬了。
当他看见父亲好端端地在母亲的商店里帮着卖年货时，什么都明白了。
谁也没有多说什么，就当是什么事情也没有生过一样，和往年一样过年。
1995年的春节很快就过完了。
春节期间，父母和颜悦色地与杨浩宇探讨了有关他接下来该怎样走的多种方案。
父母提出了两个前提。一是杨浩宇不能再出去打工了；二是杨浩宇也不能就这样待在家里。
父母主张杨浩宇继续回去复读一个高三，重新参加高考，或者是去杨浩宇父亲的单位做临时工，边工作边考取大专文凭等。
但杨浩宇倔强地拒绝了这两套方案。
他说他想继续回到武汉，暂时还是到原来的那个水货学校上学。
反正那里就像“菜园子门”——敞开的，也不会拒收杨浩宇。
然后在上学的过程中，再去寻找更好的大学就读。
父母也不想杨浩宇就这样半途而废，只得同意了他这个要求。
第二年开过年后，杨浩宇又回到了七二二研究所的电脑会计班。
令他惊讶的是，依然还有二三十个同学坚持在那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