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一天开始，姜美美跟着姚远学机械制图。姚远还骑自行车带着她，专门去城里的新华店，买了制图教科和一本机械原理。
到这时候，店里除了政治籍，已经开始出现新编纂的技术工具。从这一点上，也可以出来，国家的正常秩序，已经走在逐步恢复的路上了。
姜美美有事可干了，也就再一次变得安稳听话起来。
而姜姨和抗抗对姚远会工厂里的东西，一点也没有表现出吃惊来。姚远让她们吃惊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她们早就适应了，不再大惊小怪了。
姜抗抗从镇工商所拿回了营业许可证，就是一张跟奖状差不多的纸。但这张纸对她来说，太重要了。这标志着从此以后，她的加工服装的活动，成为合理合法的经营活动，再不用偷偷摸摸，提心吊胆。
她把那张许可证端端正正地贴在了东屋里迎门的墙上，让所有来找她做衣服的人，第一眼就可以到它，告诉所有的人，她给大家做衣服，是国家允许的。
本来，姚远还打算攒些钱，在村南的公路边上，给她租一间店面，直接搬到街上。那样，知道的人多，生意就会好一些。
可是，自从有了营业许可证，抗抗的生意竟然出奇地好起来。就是在家里，活也排的满当当的。她总是惦记着多接一些，再多接一些，弄得自己几乎出不来东屋了，连吃饭都是姚远给她端过去。
私人经营是合法了，可是不许雇人啊。活接多了做不过来，姚远和姜姨就成了她的“雇员”，替她画图，踏缝纫机。
姚远就打消了去租店面的念头，还劝着抗抗不要接太多的活，那样太累了。
抗抗没有姜美美那么多复杂的想法，她就是想挣更多的钱，让大家的生活过的舒服一些。最基本的，是让大家都可以吃更多的白面馒头和大米，少吃棒子面的窝头。
劝不动抗抗，姚远就又给她出主意，可以有选择性地接活。把一月的账单都拿来分析一下，大体计算出价格最高的活有多少，其次是中等的。这样，每月留出一定量的空额，给价格高的和中档的，价格低的可以少接或者不接。
姜抗抗不同意姚远的这个办法。这样虽然可以提高收入，可是，做低档衣服的，都是村里的普通职工，大家从小就认识，她不好说不给人家做。
“将心比心，谁家都有难的时候。”抗抗说，“我能给他们帮上忙，让他们少花一些钱，就是少挣点，也是应该的，怎么能往外推呢”
姚远就不再说什么了。抗抗良心好，知道帮别人。他只有帮她，让她少干一些。只要有时间，就什么都帮着抗抗干。
现在，他已经可以踩缝纫机了。
那时候，孩子们今年的衣服合身，明年长高一块，衣袖和裤腿就短了。大家舍不得丢掉短了的衣服，就会在袖口和裤腿口上，用布头再接长一块。
这种活，往往都是村里的职工送过来的最多。抗抗做衣服，剩的布头多，就用这些剩的布头，给职工的孩子们接衣服。有时候人家给个一毛两毛的，有时候也有不给钱的，抗抗也不计较。
姚远就把这个活接过来，替抗抗做，让抗抗可以多休息一会儿。
他体会到了这个时代，邻里之间那种互相帮助的，浓浓的亲情，也为这种亲情感动着。只是担心抗抗累坏了，只有自己努力多做，才能让抗抗少做一些。
抗抗能读懂姚远心里的想法，知道姚远心疼她，心里也是甜甜的。她也心疼姚远，怕他又要扫街，还要干搬运，再为自己踩缝纫机，累坏了，就有意识地少接一些活，让大家都有一个休息的时间。
两个人在这种默默无言的行动中，越来越默契，彼此心照不宣，感情却愈发牢固，谁也不舍得离开谁了。
姜美美学会骑自行车以后，就骑着那辆自行车，出门买菜做饭，家里所有的杂物都是她的。闲下来的时候，就那本机械制图，自己在演草纸上学着画图。还是姚远每天给她布置一定量的作业，做完了让他检查。把不会的问题留在晚上，姚远回来给她讲解。
到第二年春天，厂里招收一批新学员入厂。姜美美以顶替她父亲名额的名义，进了矿山机器厂，到小件车间学徒干车工。这个时候，她已经可以懂不太复杂的机械制图和公差配合了。
一起入厂的，还有刘夏、张建国那几个在家闲了三年的矿机子弟。
每隔两三年，矿机就会对内招收一次工人，以解决那些待业的本厂子弟，打着顶替入厂和特殊照顾入厂的各种内部规定，并不对外招工。
所以，矿机子弟学校毕业的孩子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设法不去插队。只要能够留下来，早晚都会有各种办法，进入矿机去当工人。
姜美美算是比较幸运，赶巧了。毕业第二年，就碰到矿机集中招工了。
姜姨在厂里没有什么关系，姜美美只能被随机分配，到小件车间去干车工。而像张建国这样的，就可以被故意安排一个好一些的工种，同样分到小件车间，去做电工了。
工厂里流行着一句话，叫紧车工，慢钳工，吊儿郎当干电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