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年经历
张说是唐朝中叶一位声名卓着的政治家、军事家及文学家，他的根系源自河东（现今山西省），后移居文化底蕴深厚的洛阳。这位在多个领域展现卓越才能的历史人物，其辉煌的仕途生涯可以追溯至武则天执政末期的永昌年间（689年—69o年）。年轻的张说在此期间通过严格的科举考试脱颖而出，成功取得进士资格，由此开启了他在大唐官场的广阔舞台。
在武则天时期，张说初露头角，任职太子校书郎，负责整理皇家藏书及教育事务，这不仅是对他文才的认可，也是对其德行修养与学术素养的高度肯定。随着才智与经验的增长，张说稳步晋升，成为左补阙，这个职位要求他对国家政策提出批评和建议，直接参与到帝国决策的过程中。他所展现出的深邃学识和敏锐洞察力，使其在朝廷中逐渐崭露头角。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张说还深度参与了当时一部重要的综合性着作《三教珠英》的编纂。这部集合儒、释、道三家智慧的鸿篇巨着，旨在融汇三教思想精华，彰显了唐朝兼容并蓄的文化精神。经过数年的辛勤努力，大足元年（7o1年），《三教珠英》终于得以完稿，鉴于张说在编纂过程中的重大贡献，朝廷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进而将其提升为凤阁舍人，这是一个直接服务于中枢决策机构的重要职务，标志着他在政坛的地位得到了显着提升。
二、宦海浮沉与重任在肩
景龙元年（7o7年），对于张说而言是一个转折性的节点。这一年，张说因母丧遵循儒家孝道，毅然离职守孝，表现出对传统伦理的坚守和对家庭亲情的重视。待孝期届满，张说重返政坛，先是出任工部侍郎，负责全国工程营造与物资储备等事宜，随后调任兵部侍郎，执掌军政、武官铨选以及军事设施等相关事务，显示了他在行政管理方面的扎实功底和广泛才能。
到了睿宗李旦统治时期，张说的地位和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他被任命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是唐代宰相级别的重要职务，职责涵盖辅佐皇帝处理国家日常政务，同时他还肩负起监修国史的重任，这就意味着张说不仅要参与国家治理，还在文化传承与历史记录方面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彰显了他在政务与文化建设上的双重才能。
随着时间推移，张说在唐玄宗李隆基即位后的开元元年（713年）达到了个人仕途的一个高峰，被任命为中书令，位极人臣，受封为燕国公，一时风光无两。然而，官场如潮，起落无常，张说未能始终平稳，此后他遭遇了贬谪，先是从中央朝廷调离至地方，担任相州刺史，后又转任岳州刺史。这一时期的挫折并未能阻止张说的抱负与才智，反而锻炼了他的坚韧与智慧。
到了开元九年（721年），张说再度受到唐玄宗的重用，回归权力核心，担任同中书门下三品要职，再次参与决策国家大事。随着岁月的推移，张说的官职不断攀升，最终在开元十三年达到左丞相的高位，至此，他已成为大唐王朝举足轻重的宰辅重臣。张说逝世后，因其一生忠正清廉、文治武功而被追赠文贞的美谥，两年后，魂归故里，长眠于洛阳万安山家族墓地中，完成了他辉煌而又波澜壮阔的一生。
三、才情横溢与文学成就
张说，在唐朝历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不仅以其卓越的政治才干和军事指挥能力着称，更是那个时代不可多得的文学巨擘。他严守气节，言出必行，人格魅力深得时人赞誉。张说的文章风格俊逸流畅，结构严密有力，尤以撰写碑志见长，其辞藻华丽而不失庄重，叙事抒情浑然一体，因而被尊称为“大手笔”，诸多反映唐代重大事件和纪念重要人物的碑铭传记等重要文献，均有他的不朽之作。其作品辑录成《张燕公集》，该文集流传千古，成为后世学者研究唐代文学和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其中蕴含的深厚文学修养与高尚情操，令人赞叹不已。
在诗歌领域，张说推崇诗歌创作中的风骨精神与深刻内涵相结合，他的诗歌意境高远，情感真挚，既有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也有对人生哲理的深刻洞察。这种诗歌审美观和创作实践，对唐代诗歌艺术的展产生了长远且积极的影响，不少后来的着名诗人如张九龄、贺知章等人，都受益于他的文学指导与提拔。
总结起来，张说的一生生动刻画了从武则天晚期至唐玄宗早期这一阶段一部分士大夫阶层的生活轨迹与精神风貌，他是那个时代政治风云变幻中的砥柱中流，也是唐诗繁荣背景下的重要推动者与实践者，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