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背景孕育：南诏之役与戍卒困顿
唐懿宗咸通年间，唐朝国力渐衰，对外战争频仍。咸通六年（865年），南诏侵扰，唐廷调遣徐、泗地区的精锐士卒两千人赴援，其中八百人被长期派驻桂州（今广西桂林）戍守边疆。这些士卒本应遵循三年一轮换的制度，然而到了咸通九年（868年），他们已经期服役达六年之久，远离家乡，生活艰辛，思乡之情与对公正待遇的渴望日益强烈。
朝廷对此反应迟钝，徐泗观察使崔彦曾拒绝了戍卒们多次提出的轮换请求，导致军中怨气积聚，矛盾激化。士卒们深感被朝廷遗忘，对地方官员的冷漠与剥削感到极度不满，为后来的起义埋下了伏笔。
二、起义爆：桂州烽烟
咸通九年七月，桂州戍卒不堪忍受长久的不公待遇，终于爆。他们杀死欺压自己的都将，以此作为反抗的开端。在群情激愤之中，时任桂州戊军粮料判官的庞勋以其深得士卒信任和具有一定的组织能力，被推举为起义军的领袖。庞勋带领这支愤怒的军队，毅然决定北归，寻求改变命运。
三、进军中原：攻城略地与声势壮大
起义军在庞勋的领导下，沿着湘江、长江一路北上，沿途不断吸收不满现状的民众和散兵游勇，势力迅壮大。他们在湖南、浙西等地纵横驰骋，未遇有效抵抗，随后进入淮南地区，展现出惊人的战斗力。
咸通九年九月，起义军攻克战略要地宿州（今安徽宿州），打开了通往中原腹地的大门。紧接着，他们直逼徐州，围攻数日后成功破城，斩杀了拒不妥协的徐泗节度使崔彦曾，彻底摧毁了当地的唐廷统治机构。庞勋自立为武宁军节度使，控制了包括徐州在内的大片区域，并开府库募兵，短时间内兵力扩充至万人。
四、鼎盛与转折：断江淮粮道与战略扩张
占据徐州后，庞勋起义军犹如巨石激起千层浪，其影响力如日中天，成为当时唐末社会无法忽视的变革力量。起义军在庞勋的指挥下，展开了向东、向西的双线攻势，剑指战略要地，旨在切断唐廷维系国运的江淮粮道。
向东，起义军挥师直指泗州（今安徽泗县），此地扼守淮河咽喉，是南北物资流通的关键节点。一旦攻克，将直接威胁到唐廷从江南输送粮食及其他物资至北方重镇的通道。起义军以雷霆之势进攻，泗州城在重压之下岌岌可危，起义军的每一次攻势都令唐廷心惊胆战，担忧其经济命脉被彻底截断。
向西，起义军则指向濠州（今安徽凤阳附近），这里是淮河沿岸的重要城市，控制此处意味着对淮河流域的控制力大大增强，同时可以威胁到唐廷的后方补给线。起义军的攻势如潮，濠州周边地区动荡不安，唐廷在此的防御体系面临严峻考验。
这两场关键战役的战略意图十分明确，即通过控制关键节点，实现对唐廷经济命脉的钳制，迫使朝廷在军事与经济双重压力下做出让步。庞勋起义军的这一系列军事行动，不仅展现了其高的战略眼光与果断的执行力，更彰显出其对唐廷统治基础的深刻洞见与坚决挑战。
起义军的声威随着战果的积累而迅扩散，全国各地饱受压迫的民众与不满现状的士兵纷纷响应，队伍规模短时间内急剧膨胀至二十万人之众。
五、唐廷反击：大军压境与起义军应对
面对庞勋起义军势如破竹的进展，唐廷上下为之震恐，意识到局势严重性，迅疾采取强硬措施予以镇压。咸通十年，朝廷任命老练将领康承训为讨伐军统帅，集结二十万大军，分三路向起义军起全面反攻。这一部署显示了唐廷倾全力扑灭叛乱的决心，力图通过大规模军事行动迅平息战事，恢复对地方的有效控制。
面对唐军的重兵压境，庞勋起义军在战略应对上暴露出致命弱点。初期起义军凭借高涨的士气、灵活的战术与深厚的民众基础，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但在面对正规军大规模围剿时，未能及时调整战略，巩固已占地区，构建稳固的根据地，以对抗唐军的步步紧逼。同时，起义军未能充分利用自身初期优势，通过分化瓦解、争取民心等手段削弱敌军内部凝聚力，错过了宝贵的战略机遇。
在与唐军的正面较量中，起义军由于装备、训练及指挥系统相对落后，加之内部纪律松弛、协同作战能力不足，连续遭受重大损失，战斗力显着下滑。面对不利局面，庞勋试图通过战略西撤，以避敌锋芒，寻找新的战略立足点，试图扭转颓势。然而，这一举措未能从根本上改变起义军被动挨打的局面，反而暴露了撤退过程中指挥混乱、士气低落等问题。
最终，起义军在濠州（今安徽凤阳附近）与唐军展开决战，遭遇惨败。庞勋本人在这场战斗中不幸溺水身亡，标志着起义军失去了核心领导，斗志与凝聚力瞬间瓦解。
六、历史评析：起义的意义与局限
庞勋起义虽以悲剧收场，但它在唐末历史舞台上留下了深刻印记。起义揭示了唐末中央权威衰落、地方治理腐败、边防政策失当以及底层民众苦难等诸多社会问题，是对晚唐统治危机的集中反映。起义军短时间内崛起、快占领重要地域，展现了民众在压迫下的巨大反抗能量，对当时的政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然而，庞勋起义也暴露了农民起义的固有局限性。在取得初步胜利后，起义军领导者未能及时制定长远战略，内部管理松散，加之缺乏稳固的根据地和有效的后勤保障体系，导致在面对唐廷大规模军事反扑时，难以形成持久有效的抵抗。庞勋个人性格中的骄傲轻敌、战术运用上的失误，以及内部叛变等因素，加了起义的覆灭。
综上所述，庞勋起义是一场由戍卒困苦引、席卷江南江北、震撼唐廷的武装斗争，它既是唐末社会矛盾激化的必然产物，也是民众对生存困境的英勇抗争。尽管起义最终未能颠覆唐王朝的统治，但它对晚唐政治格局的冲击、对后续历史事件的连锁效应，以及其在农民战争史上的独特地位，使其成为研究唐末社会变迁与农民起义运动的重要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