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帝王世系与早期生涯
宋光宗赵惇，作为南宋王朝的重要一环，出生于1147年9月3o日，是南宋第二位皇帝宋孝宗赵昚与其正室成穆皇后郭氏所生的第三子。在其幼年时期，赵惇生活在父亲赵昚还是亲王的藩邸之中，受到了严格的宫廷教育和培养，为日后继承大统奠定了基础。
绍兴二十年（115o年），赵惇的人生轨迹生了转折点，他得到了朝廷赐予的名字“赵惇”，象征着皇族身份的确立，并开始步入仕途，被授予了右监门卫率府副率的官职，这是一个负责宫廷禁卫事务的初级军事官职，标志着他开始参与宫廷内部的安全保卫工作。
不久之后，赵惇的职务又有变动，转任荣州刺史，这是地方行政官员的一种，显示他在初步积累行政经验的同时，也开始接触地方管理的实际运作。随着其父赵昚在隆兴元年（1163年）即位为帝，赵惇的地位随之水涨船高，进入了权力核心的视线。
二、登基为帝与初期施政
淳熙十六年（1189年），在中国南宋的历史舞台上，赵惇迎来了他人生的重大转折点。这一年，身为皇太子的赵惇接受了父亲宋孝宗赵昚的禅让，正式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改国号为绍熙，成为了南宋王朝的第三位君主。在这一历史时刻，赵惇承载了南宋民众对于国家振兴与稳定的厚望，同时也背负起了延续孝宗时期励精图治精神的重任。
即位伊始，赵惇展现出了积极进取、求真务实的治国姿态。他深知，要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必须广纳群言，倾听民声。为此，他甫一即位便连三道诏书，向全国上下广泛征集直言进谏，力图通过对各种意见的吸纳和采纳，来推动国家政策的优化与改革，进而提升国家治理效能，实现社会公正和谐。
然而，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并非轻易可逾越。虽然赵惇在形式上大力提倡直谏，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他对如何有效整合这些来自民间和社会各阶层的声音，以及如何将其转化为切实可行的国家治理措施方面显得力有未逮。加之在限制台谏权力，调整中枢机构的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监察体系对皇权的有效制约，使得其最初的良好愿望并未能充分转化为稳固的国家治理成效。
三、求言未果与权力制约的收缩
赵惇在登上南宋皇位后，确实在表面上表现出对臣下的尊重与期待，希望通过广泛的求言活动激朝廷活力，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的改革与展。然而，实际执政过程中，赵惇的表现却未能与其初始的表态相吻合。他虽然连三诏，广邀群臣献言献策，但并未能深入分析和精准把握这些意见中的精髓，更未能识别和抓住当时政治经济改革的痛点和关键环节，因此，一系列具有针对性且切实可行的政策并未得到有效实施。
更为重要的是，赵惇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削弱台谏力量的措施，这在某种程度上暴露了他内心对权力制约的抗拒与规避。他废除了拾遗、补阙等职位，这两个官职在古代中国主要负责纠正皇帝过失、弥补行政缺失，是皇权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他还减少了谏官的人数，重新制定了御史弹劾的依据和准则，这些举措在客观上缩小了台谏机构的职能范围和影响力，降低了他们对皇权行为的监督力度。
如此一来，赵惇在位期间，原本应该挥重要作用的台谏制度实际上被大大弱化，皇权运行的透明度和接受公众监督的程度也随之降低。
四、“绍熙内禅”与晚年生活
绍熙五年（1194年），南宋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宋光宗赵惇做出了极具争议的决策——“绍熙内禅”。这次内禅事件生在赵惇在位仅短短五年之际，由于他在位期间饱受个人健康状况欠佳、心理压力增大及朝廷内部争斗加剧等问题困扰，特别是其与父亲宋孝宗关系恶化，甚至在孝宗去世后拒绝主持丧礼，引了朝野震动与强烈不满。在这样的复杂政治背景下，赵惇迫于形势，选择了退位，将皇位传给了次子赵扩，也就是后来的宋宁宗。
这一举动非但折射出赵惇个人内心的苦楚与无奈，也体现出当时南宋朝廷内部矛盾尖锐、皇权交接面临空前挑战的严峻态势。赵惇退位后，尽管名义上成为太上皇，但实则逐渐远离了权力中心，直至庆元六年八月辛卯日（12oo年9月17日），赵惇逝世于寿康宫，结束了他短暂而又充满波折的一生，享年五十四岁。
赵惇去世后，朝廷给予了他较高的评价，初谥“宪仁圣哲慈孝皇帝”，庙号光宗，彰显其在位期间理论上应具备的道德品质和治国理念。后又追加谥号至“循道宪仁明功茂德温文顺武圣哲慈孝皇帝”，此谥号包含了诸多赞誉之辞，试图全面概括其一生的功过是非，尽管事实上，赵惇在位时的政绩和声誉并不尽如人意。
五、政治遗产与历史评价
赵惇在位期间，开启了“一相去台谏以党去，一相拜台谏以党进”的先例，这种现象导致了相权与台谏之间形成结党营私、互相勾结的局面，这不仅反映出南宋晚期政治生态的复杂性，也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后续朝政的动荡。赵惇的一生，既有初登大宝时锐意改革的意愿，也有面对现实困境时对权力制约机制的收缩，他的统治经历无疑为后世研究南宋政治变迁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