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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天中文>古代的历史名人>第121章 清朝重臣鄂尔泰 从默默无闻到盛世功臣

第121章 清朝重臣鄂尔泰 从默默无闻到盛世功臣(第1页)

一、早年仕途

鄂尔泰的早年仕途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充满了起伏与挫折。他出生于一个显赫的家庭,家族成员曾在清朝初建时期立下汗马功劳,因此,鄂尔泰从小就承载着家族的期望与荣耀。他的祖父图彦突曾任户部郎中,父亲鄂拜则是国子监祭酒,这无疑为他提供了良好的教育环境与社会资源。

自六岁起,鄂尔泰就开始接受系统的儒家教育,研读四书五经,到了八岁时,他已经能够撰写文章,并且练习书法,展现出了过人的天赋。鄂尔泰十六岁应童子试,十七岁中秀才,十九岁补廪膳生,这些成就都是他勤奋学习的结果。二十一岁时,他中举,正式步入仕途,并承袭了家族的佐领世职,成为一名侍卫,这意味着他有机会接近权力中心,参与到朝廷的日常政务之中。

然而,尽管出身良好,又有一定的才华,鄂尔泰的官场之路却并不平坦。直到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三十六岁的他才终于获得了内务府员外郎的职位。这个职位虽然重要,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鄂尔泰并没有获得进一步的晋升机会,反而陷入了长时间的停滞状态。这让他感到十分苦恼和沮丧,他开始对自己的未来产生了深深的忧虑。

在康熙六十年(1721年)元旦,正值四十一岁的鄂尔泰,面对着新年新气象,却在镜子前感叹自己年华老去,门前冷落,草木未兴。他在《咏怀》诗中表达了对自己仕途前景的悲观情绪,认为如果到了四十岁依然无法有所作为,那么即便活到百岁,也未必会有大的改变。这段时期,鄂尔泰的心情可以想见是非常沉重的,他或许从未想过自己将来能够达到高位,成为朝中的重臣。

二、官运转机

雍正元年(17年)正月,鄂尔泰的命运迎来了重大转折。这一年,他被任命为云南乡试副主考,这是他次获得较高层次的官职任命,意味着他在官场上的地位得到了认可。仅仅几个月之后,五月,鄂尔泰便被越级提拔为江苏布政使,成为了地方上的重要官员。这次晋升不仅是对他个人能力的肯定,也是对他未来潜力的高度期待。

到了雍正三年(1725年),鄂尔泰再次获得晋升,这一次他被任命为广西巡抚。然而,就在他即将赴任之际,雍正帝认为鄂尔泰的能力足以承担更大的责任,于是决定改封他为云南巡抚,同时赋予他兼管云南、贵州、广西三省的职责。实际上,由于当时的云贵总督杨名时主要负责云南巡抚事务,鄂尔泰在西南地区行使的是总督级别的职权。

当时,云南、贵州、广西、四川及湖南、湖北等地,分布着众多的少数民族,如苗族、彝族、壮族、白族、瑶族等。这些地区长期以来实行的是土司制度,这是一种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地方自治形式。土司们几乎拥有绝对的权力,他们不仅占有土地、山林和水源,还掌握着土着居民的人身自由。土司与土民之间存在着极为不平等的关系,土司可以随意处置土民的生命财产,甚至以射杀土民为乐,或在祭祀活动中将其当作祭品。

土司制度的存在不仅阻碍了地方经济和文化的展,还对中央政权构成了潜在威胁。土司各自为政,拥有私兵,一旦中央政府试图干预,往往引武力冲突。因此,解决土司问题是当时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雍正帝即位后,西南各地的地方官员纷纷上奏,要求解决这一问题。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雍正帝认为“改土归流”是唯一的解决之道,即取消土司制度,改为由中央政府派遣官员进行管理。

恰逢此时,雍正帝任命鄂尔泰为云贵总督,并委派都统封正南协助他解决土司问题。鄂尔泰深知任务艰巨,刚到任时便遭遇了土司甲兵的骚扰,甚至军营被焚烧。面对挑战,鄂尔泰没有退缩,而是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他认为单纯依靠军事力量只能解决表面问题,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必须彻底废除土司制度,实施“改土归流”。

鄂尔泰提出了“以用兵为前锋治其标,以根本改制治其本”的方针,主张对于敢于反抗的土司采取剿抚并用的策略,对于顽固抵抗的坚决打击,而对于愿意悔改的给予宽大处理,并鼓励土司主动投献,对于表现良好的土司可以授予新的流官职位。这一系列措施旨在减少敌对情绪,减轻改革的阻力。

三、督察三省

雍正四年(1726年)十月,鄂尔泰正式被任命为云贵总督,并加授兵部尚书衔。这一任命标志着他在雍正朝中的地位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也意味着他肩负起了更为艰巨的任务——全面负责云南、贵州、广西三省的“改土归流”工作。这一任务不仅关乎边疆的稳定,更直接影响到中央政权对这些地区的实际控制。

在鄂尔泰就任之初,广顺长寨土司的挑衅行为成为他展示决心的机会。面对土司的顽抗,鄂尔泰果断采取军事行动,迅摧毁了长寨土司的力量。这场战役的成功不仅为鄂尔泰赢得了声誉,也为后续的大规模“改土归流”奠定了信心。随着长寨土司的覆灭,鄂尔泰奏请设立长寨厅(今长顺县),并派流官进行治理,这标志着“改土归流”工作的正式开启。

由于在长寨的成功,雍正帝对鄂尔泰的能力更加信任,随即破格提拔他为云南、贵州、广西三省总督。鄂尔泰深知这三省“改土归流”的任务繁重,因此他立即着手深入了解三省的特点及土司的情况,并制定了详细的改流和用兵计划。他的策略是既有坚定的决心,也有灵活的手段,对于不同的土司,根据其态度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

例如,在镇沅地区,土司刀瀚和沾益土司安于蕃利用朝廷命官的身份招募军队,扩张势力,破坏了官府的形象。鄂尔泰指挥军队,迅活捉了这两名土司,并在当地设置了新的行政单位——镇沅州和沾益州,以流官取代了原来的土司,确保了中央政府的权威。

在乌蒙、镇雄二地,土知府禄万钟和陇庆侯拒绝投降,并联合起来对抗官兵。鄂尔泰命令游击哈元生率兵征讨,并请求四川的军队协同作战,最终击败了联合的土司军队。在这之后,鄂尔泰继续推进“改土归流”,设立了乌蒙府(后改名为昭通府)和镇雄州。

广西泗城土知府岑映宸拥有一支四千多人的精良部队,鄂尔泰决定采取招抚策略。经过多次劝说,岑映宸最终解甲投降,鄂尔泰给予了他优待条件,并在该地设立了泗城府制。这一举动得到了当地民众的支持,梧州、柳州、庆远等地的兄弟民族积极响应“改土归流”的号召,主动向鄂尔泰提供物资支持,并自组织自卫力量,配合官军打击那些不愿意服从中央管理的土司。

四、苗疆改土

黔东苗岭山、清江、都江地区,是贵州省内的一个重要区域,被称为“苗疆”,这一带地势险要,周围三千余里,共有16oo余处土塞。该地区左临清江,可以通往楚地(今湖南一带),右侧的都江则连接广东,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古州位于这片区域的中心,被众多土塞环绕,是一个战略要地。鄂尔泰深知,要在这里推行“改土归流”,面临的困难比其他地方更为复杂。

雍正四年(1726年),鄂尔泰意识到单凭自己的力量难以完全掌控苗疆的局势,于是邀请了熟悉当地地形和民情的贵州按察使张广泗共同商讨对策。张广泗是一位富有经验的将领,他在鄂尔泰的支持下率领军队进攻苗司军队,成功攻入了古州城。然而,尽管取得了初步胜利,苗疆的土司们仍然不断反抗,使得“改土归流”的进程异常艰难。

为了进一步平息叛乱,雍正帝采取了多种措施,除了派遣军队镇压外,还派出官员前往苗疆进行宣谕,希望以和平的方式说服苗民接受改革。然而,这些措施并未取得预期效果,被赶走的土司及其武装力量仍然不断地煽动土着居民动叛乱,导致局势反复无常。

叛乱的苗民占领了已经归流的古州、台拱、黄平等地,并包围了都匀府的丹江、凯里等地。面对这一严峻形势,雍正帝不得不调动广东和四川的军队,配合鄂尔泰镇压叛军,并派遣了“抚苗大臣”张照从京城赶来协助“会剿”。然而,张照在前线的表现并不理想,他不仅未能有效平息叛乱,反而向雍正帝秘密报告,指责鄂尔泰的“改土归流”策略存在根本性的错误,认为这种做法不仅未能安抚民心,反而引了更多的内部冲突。

面对张照的批评,鄂尔泰并未动摇,他在上疏中坦承自己在执行过程中存在不足,但坚决不认为“改土归流”的基本方针是错误的。鄂尔泰坚信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实现长久的稳定和展。最终,在罢免了张照之后,雍正帝重新任命张广泗负责镇压叛乱,经过一系列艰苦的斗争,终于使苗疆地区的流官制度得以确立,实现了对这一区域的有效管理和控制。

五、安定湖川

在云贵地区“改土归流”工作取得显着进展的同时,鄂尔泰的目光也转向了两湖(湖南、湖北)地区。与云贵不同的是,两湖地区的土司与汉族居民混居,土司们对流官制度已有一定的了解和接触,因此“改土归流”的推进相对顺利。许多土司看到大势所趋,主动要求归附中央政府,接受流官制度。

然而,也有一些土司选择了抵抗。例如,湖北容美的土司田如就拒绝改流,这迫使雍正帝下令鄂尔泰采取军事行动。鄂尔泰派遣军队进剿,田如在内外交困之下,失去了支持,最终自缢身亡。田如的死亡不仅标志着其势力的终结,也促使容美地区顺利过渡到流官治理的新体制下。

与此同时,在四川的宁远、峨边、马边、雷波等地,土司制度同样给当地的彝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这些地区山峦连绵,彝族人民世世代代在这里生活劳作,但由于土司的压迫,他们的生活极其悲惨。四川的军政长官在面对彝民区的“改土归流”时表现出畏难情绪,迟迟没有采取行动。然而,随着云贵地区“改土归流”的成功案例逐渐显现,四川的官员们受到了鼓舞,开始效仿云贵的经验,派兵进入彝区,逐步在沙马、雷波、吞都、黄螂、建昌等地实施了“改土归流”。

鄂尔泰在“改土归流”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他不仅在关键时刻上书,提出改革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还亲自制定了具体的改流方针,并在实践中不断调整和完善。鄂尔泰深知,这项改革不仅需要军事上的强力推进,还需要细致的政策设计和周密的社会动员。他倡导的“改土归流”不仅仅是一次行政制度的变革,更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它打破了原有的封建割据状态,加强了中央对边疆地区的控制,促进了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

六、晚年

雍正六年(1727年),鄂尔泰的官职再度提升,他被任命为云贵广西三省总督,统管这三个省份的事务。这一任命不仅体现了雍正帝对鄂尔泰的信任,也反映了他在“改土归流”工作中取得的成绩。次年,鄂尔泰又获得了少保的加衔,进一步巩固了他在朝中的地位。

雍正十年(1732年),鄂尔泰被召回京城,担任保和殿大学士,成为内阁的席辅政大臣。这一职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表明他在朝中的影响力达到了顶峰。同年,由于他在“改土归流”方面的卓越贡献,鄂尔泰被晋封为伯爵,这不仅是对他个人成就的认可,也是对其家族荣誉的一种表彰。

同年,由于清政府在西北地区面临军事挑战,鄂尔泰又被委以重任,出任三边经略,前往陕甘前线督师。尽管他在前线的时间不长,但他的经验和威望对稳定军心起到了重要作用。

然而,鄂尔泰的职业生涯并非一帆风顺。雍正十三年(1735年),贵州的改土归流地区爆了土民叛乱,雍正帝认为鄂尔泰在处理此次叛乱中表现不佳,因此削去了他的伯爵头衔。尽管如此,雍正帝对鄂尔泰的信任并未减弱,他仍然是朝廷中的重要人物。

雍正帝驾崩后,鄂尔泰继续担任总理事务大臣,成为辅佐新帝乾隆的重要力量。乾隆元年(1736年),鄂尔泰被钦点为会试大总裁,主持科举考试,选拔人才。此外,他还身兼军机大臣、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经筵讲官等多个要职,并负责管理翰林院,加衔为太傅,担任国史馆、三礼馆、玉牒馆的总裁,获赐号襄勤伯。

鄂尔泰在乾隆年间继续挥着重要的作用,直到乾隆十年(1745年),他因病去世,享年六十六岁。乾隆帝亲自前往吊唁,并赐予他“文端”的谥号,允许他配享太庙,入祀京师贤良祠,这体现了乾隆帝对鄂尔泰的高度评价和尊敬。

然而,十年后的乾隆二十年(1755年),由于其侄子鄂昌与门生胡中藻卷入案件,鄂尔泰的名字被从贤良祠中撤出。尽管如此,这并未改变他在历史上作为一位杰出政治家和改革者的地位。

结语

鄂尔泰的一生是清朝政治舞台上一段精彩的篇章。他从一名默默无闻的官员成长为国家栋梁,其推行的改革措施至今仍被视为典范。鄂尔泰的故事不仅是个人奋斗的写照,更是清朝盛世展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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