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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天中文>古代的历史名人>第1章 孙嘉淦 清代直言敢谏的典范

第1章 孙嘉淦 清代直言敢谏的典范(第1页)

一、初入仕途

孙嘉淦早年家境贫寒。[1]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孙嘉淦考中进士,自此步入仕途,任庶吉士,随后担任翰林院检讨一职。

二、敢言直谏

雍正帝即位初期,朝堂之上弥漫着一种谨慎和压抑的氛围,许多大臣因为惧怕触怒这位新君而选择沉默。雍正帝的性格复杂且难以捉摸,使得朝臣们在提出建议时尤为小心,生怕一言不合便会招致不测。然而,在这样的背景下,孙嘉淦却展现出了非凡的勇气和坚定的原则性。

孙嘉淦上书雍正帝,建议他“亲近兄弟、停止纳捐、西北收兵”。这份奏折并非简单的政务建议,而是触及到了雍正帝统治理念的核心问题。先,“亲近兄弟”暗指雍正帝应当改善与兄弟之间的关系,这可能是在暗示雍正帝在即位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争议;其次,“停止纳捐”则是针对当时朝廷财政中的一些弊端,希望减少腐败现象;最后,“西北收兵”则是对雍正帝军事政策的一种挑战,主张停止在边疆地区的军事活动,以减轻百姓负担。

这样的直言不讳无疑触动了雍正帝的敏感神经,一时间,朝廷上下为之震惊。雍正帝起初愤怒异常,甚至准备严厉惩罚孙嘉淦。然而,辅臣朱轼的几句缓和之言却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朱轼认为,孙嘉淦虽有狂妄之举,但却显露出非同一般的胆识,这种评价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雍正帝的怒气。雍正帝在思考片刻之后,非但没有惩罚孙嘉淦,反而对其表示赞赏,称自己也佩服其胆量。

这一举动展示了雍正帝作为一个君主的包容性和深思熟虑。他意识到,一个敢于直言的大臣对于国家来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这样的忠言虽然刺耳,却是国家治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于是,雍正帝决定召见孙嘉淦,并且提升了他的官职,任命他为国子监司业,负责教育事务,表明了对孙嘉淦能力和胆识的认可。

随着时间的推移,孙嘉淦逐渐在朝廷中站稳脚跟。雍正四年(1726年),他被任命为国子监祭酒,负责管理国子监的日常运作。到了雍正六年(1728年)正月,孙嘉淦又被赋予了更重大的责任——署理顺天府尹。这个职位意味着他不仅要继续承担国子监的职责,还要管理京城周边的重要行政区域。

三、新帝重用

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随着雍正帝的驾崩,乾隆皇帝即位,标志着清朝进入了新的时代。新帝即位之初,朝中人事变动频繁,各路英才纷纷被启用,以图巩固新君的地位。在这场人事调整中,孙嘉淦因其以往的忠诚与直谏精神受到了乾隆帝的重视。

九月,孙嘉淦被任命为吏部侍郎,这意味着他将参与到朝廷人事的选拔与考核之中,这对于确保官员队伍的廉洁高效至关重要。紧接着,在十一月,他又被授予都察院左都御史之职,同时仍然保留着吏部侍郎的身份。这两个职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吏部侍郎负责全国官吏的选拔和考核,而都察院左都御史则是监督百官的最高监察官,可见乾隆帝对孙嘉淦的信任之深。

不久之后,孙嘉淦再次上疏,这一次他的奏折聚焦于君主的“三习一弊”。所谓“三习”,是指皇帝可能养成的三种不良习惯或倾向,而“一弊”则是指这些习惯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孙嘉淦的奏折直接且深刻地指出了新皇帝可能面临的潜在问题,这是对皇帝个人品质和执政能力的一种提醒。这种敢于直陈天听的精神,在当时的朝堂上是非常罕见的。乾隆帝看到孙嘉淦的奏折后,非但没有生气,反而对其深感赞赏,认为孙嘉淦是一位忠心耿耿、敢于担当的大臣。因此,孙嘉淦被提升为刑部尚书,进一步彰显了他在新朝中的重要地位。

在担任刑部尚书期间,孙嘉淦继续秉持公正无私的原则。有一次,河南郑州生了一桩复杂的冤案,案件涉及多名当事人,案情扑朔迷离。之前,虽然朝廷已经派出了钦差前去调查,但结果并不令人满意。面对这种情况,乾隆帝决定亲自任命孙嘉淦前往审理此案。孙嘉淦不负众望,凭借其深厚的法律知识和敏锐的洞察力,他细致地审查了所有证据,并与涉案的十余人进行了深入交谈,最终查明了真相,纠正了冤情,为当地百姓伸张了正义,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乾隆三年(1738年)四月,孙嘉淦再获提拔,升任吏部尚书,同时继续兼任刑部尚书的职务。同年九月,当直隶总督李卫弹劾总河朱藻贪污渎职时,乾隆帝命令孙嘉淦和尚书讷亲共同前往审理此案。在孙嘉淦的主持下,调查组认真核查了所有相关材料,最终确认了朱藻的罪行,并依法对其进行了惩处,再一次证明了孙嘉淦的公正和高效。

四、心系百姓

乾隆三年(1738年)十月,孙嘉淦被任命为直隶总督,这是一项重要的职务,因为他所管辖的是紧邻京师的重要地区,对于稳定地方秩序、保障京畿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直隶总督不仅需要具备卓越的治理才能,还需要拥有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尤其是在关乎民生的问题上。

在清朝初建之时,为了确保粮食供应充足,尤其是保证人民的基本口粮需求,政府曾出台了一系列严格的法令,其中包括禁止民间酿酒的规定。这项禁令的初衷是为了防止粮食被大量用于酿酒,从而导致粮食短缺和社会动荡。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项禁令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逐渐显现出来。很多百姓因私自酿酒而获罪,这不仅造成了大量的社会矛盾,也给普通民众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

孙嘉淦上任后,深入民间考察,了解到实际情况后,他认为这项禁令可能过于严苛,与民情不符。通过详细的调查研究,孙嘉淦现,酿造烧酒所需的原料主要是高粱、谷糠、豆皮等农作物副产品,而非人们日常生活所必需的主要粮食作物。换句话说,这些原料本身并不直接影响到百姓的口粮供应,相反,如果允许适度酿酒,还可以带动相关的手工业展,增加就业机会,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

基于上述考虑,孙嘉淦上书朝廷,提出解除民间酿酒禁令的建议。他强调,适度放开酿酒限制并不会威胁到粮食安全,反而有利于民生改善。孙嘉淦的奏折不仅逻辑严密,而且充分考虑了实际情况,显示出他作为一名负责任的地方官员的远见卓识。

清廷在收到孙嘉淦的奏折后,经过审慎的考量,接受了孙嘉淦的意见,并最终解除了对民间酿酒的禁令。这一决策的实施,对于促进民间手工业的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酿酒行业的展不仅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了农民的收入,而且还促进了相关产业链的展,如农业种植、运输等行业,进而带动了整个地区的经济繁荣。

五、兴修水利

乾隆四年(1739年),孙嘉淦被赋予了直隶地区河务工作的重任,这表明朝廷对他的信任和期望。直隶地区位于华北平原,河流众多,其中永定河是该地区一条重要的河流。永定河的治理不仅关系到当地农业灌溉,还直接影响到防洪减灾以及水资源的合理利用。因此,孙嘉淦上任伊始,便将治理永定河作为要任务。

在深入了解永定河的现状后,孙嘉淦提出了一系列治理措施。他认为,应该在金门闸上下多建草坝,通过这种方法逐步恢复河道的自然形态,从而增强其排水功能。草坝是一种临时性的结构,通常由草捆或其他植物材料制成,用来减缓水流度,帮助沉积物沉积,从而防止河道的进一步侵蚀。这一方法不仅成本低廉,而且效果显着,能够在较短时间内改善河道状况。

同年,孙嘉淦与另一位官员顾琮一起亲自前往天津进行实地考察。他们仔细勘察了当地的河道以及河流汇合入海的情况。这次考察为后续制定更为详尽的治理方案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在全面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后,孙嘉淦向朝廷提交了一份奏折,建议在静海县的独流镇开挖一条引水河。他认为,这样做可以有效防止河道淤积,并且是治理下游水患的关键措施。

乾隆五年(174o年)九月,孙嘉淦进一步上疏,详细阐述了综合治理直隶境内几条主要河流的具体办法。他提出的计划包括对永定河、子牙河、南运河、北运河以及东白洋两淀进行全面治理。这一系列措施旨在通过科学合理的规划和施工,改善整个地区的水利条件,从而达到防洪、灌溉和航运的多重目的。乾隆帝在收到奏折后,不仅批准了孙嘉淦的提案,还特别嘉奖了他的努力。

恰逢此时,江南河道总督高斌进京述职,乾隆帝命令高斌在路过直隶地区时,与孙嘉淦共同协作,处理直隶河务工作。高斌的到来为孙嘉淦的工作增添了新的助力,两位经验丰富的官员共同合作,使得永定河的治理工作得以顺利推进。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永定河的河道得到了有效的清理和疏通,不仅增强了河道的排水能力,还加强了保定城郊的堤防建设,大大提高了该地区的抗灾能力,减轻了洪水给当地居民带来的苦难。

六、晚年

乾隆六年(1741年)八月,孙嘉淦从直隶总督的职位上调任为湖广总督。这一调动意味着他将面临新的挑战和责任,湖广地区同样是一个地理位置重要、人口稠密的地方,需要一位既有经验又有魄力的官员来治理。

然而,好景不长,乾隆八年(1743年),孙嘉淦因为在处理谢济世案的过程中被认为包庇属下,处理不当,最终被革去了湖广总督的职务。这次事件对孙嘉淦来说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但他的政治生涯并未因此而结束。次年,即乾隆九年(1744年),孙嘉淦被任命为宗人府府丞,虽然这个职位相对低调,但它仍然是一个重要的职务,显示了朝廷对孙嘉淦能力的认可。

乾隆十年(1745年),孙嘉淦再次获得晋升,担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这一职位让他重新回到了中央监察体系的核心位置,负责监督百官的行为,确保朝廷的各项政策得以公正有效地执行。

到了乾隆十二年(1747年),孙嘉淦以年老为由请求退休。考虑到他已经六十多岁,这个年龄在当时已经是相当高龄,他的请求得到了乾隆帝的批准。然而,孙嘉淦并未真正离开政坛。两年后的乾隆十四年(1749年),他回到京城,入值上书房,这表明他在退居二线的同时,仍然在为国家贡献自己的智慧和经验。

乾隆十五年(175o年),孙嘉淦再次被重用,先是担任兵部侍郎,随后升任工部尚书,并署理翰林院掌院学士。这一连串的晋升表明,尽管年事已高,但孙嘉淦的才能和经验仍然受到朝廷的高度重视。

乾隆十七年(1752年),孙嘉淦达到了他仕途生涯的巅峰,被任命为吏部尚书兼协办大学士。这个职位不仅是对他多年忠诚服务国家的一种肯定,也是对他个人能力的高度认可。吏部尚书负责全国官员的选拔与考核,而协办大学士则意味着他在参与制定国家政策方面有着重要的言权。

然而,孙嘉淦的辉煌仕途并未持续太久。乾隆十八年(1753年)十二月,孙嘉淦因病去世,享年七十一岁。在他去世后,被追赠谥号“文定”,这一谥号不仅是对他学术成就的认可,更是对他一生廉洁奉公、敢于直言精神的赞扬。

结语

孙嘉淦的一生是清廉与忠诚的写照,他的故事激励着后人追求真理和公正。尽管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直言不讳往往伴随着风险,但孙嘉淦始终坚持自己的原则,成为了清代历史上一位不可多得的直言名臣。他的事迹证明了即使在权力中心,也有可能保持个人的道德底线,并为社会的进步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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