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会战只是击退谭泰，汪克凡半年前又刚刚升官，这次来桂林的时候，没想能得到太多的封赏，可是无巧不巧的，正赶上孙可望封亲王，也算搭了顺风车了。
隆武帝的目光越发晶莹透彻：“你和郑大木两个，都是朕看重的青年才俊，只要忠勉报国，朕决不做寡恩之君！将来若能收复故土，把鞑子逐回关外，你我君臣中兴大明，必为千古美谈……”
……
经过几天的发酵后，关于改革税制的争论渐渐变了风向，反对派的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只剩下几个死硬分子还在坚持，其他人都不再说话，与此相反，支持者却越来越多，很快占了上风。
发生矛盾的时候，越是急于解决，产生的反弹往往就越大，放在一边不理它，反而像成熟的果子，不定什么时候，自己就从树上掉下来了。（半渡绝不会告诉各位书友，这是和老婆经过多次冷战热战肉搏战，才得出的深刻体会。）
反对派里，最先退出的是一大批王公勋贵。
这些王公勋贵的封地大多在北方，逃到桂林后，家里的田产和各种生意买卖自然都丢下了，田产属于不动产，如果明军能够收复失地，田产早晚还是他们的，那些生意买卖却肯定拿不回来了。
已经被抢走的东西，何必再争？
随便吧，想收多少商税，就收多少商税，想收多少矿税，就收多少矿税，反正和我没关系。
在王公勋贵中，受税制改革影响最大的，其实是桂王朱由榔，但他没有任何发言权，反倒是辽王和唐王突然反戈一击，相继公开表示，支持改革税制。
这里面，就是隆武帝做的工作了。
辽王年长德勋，威信很高，唐王则是隆武帝亲弟弟，这两位重量级的亲王表态后，其他的王公贵族琢磨了一下，实在没必要和隆武帝对着干，于是乎，要么改变立场，要么选择两不相帮。
接下来退出的，是中低层的文武官员。
像胡四海那样的小官小吏，家里也没有生意买卖，一开始反对税制改革，只是跟风凑热闹，帮着自己人拉偏架罢了。突然间，汪克凡又提出增加俸禄，这可是关系到每个人切身利益的大事，中低层的官员只想着涨工资，再没人关心税制改革。
这个时候，反对派已经元气大伤，但是最沉重的打击还没到。
东林党的突然反水，让反对派的联盟立刻土崩瓦解。
东林党的问题和王公勋贵一样，他们的大本营在江南，已经被清军占领，为了子虚乌有的东西，何必争个头破血流。况且，经过那场流产政变后，东林党的处境岌岌可危，半个身子已经掉进水里，搞不好就会遭到灭顶之灾，杨廷麟等人突然发现，改革税制是个难得的机会，抓住就可能平安上岸。
杨廷麟，陈子壮，以及一大批东林党骨干明确表态，支持税制改革。
一夜之间，反对派里除了南党之外，就剩下两广的军阀，还有桂王朱由榔这样的本地勋贵。
两广的军阀战斗力太差，名义上是军队，干的却是保安的工作，在朝廷已经被边缘化了，到哪儿都不受待见，比他们更不受待见的，是桂王朱由榔和他的支持者。
猪队友！
南党知道大势已去，和这样的猪队友一起，肯定是胳膊拗不过大腿，税制改革势在必行，挡不住了。
既然已经输定了，干脆就趁早认输，以免伤亡过大，山不转水转，早晚还有扳回来的机会，保存实力才更重要。
汪克凡回到桂林的第七天，何吾驺和郭维经等人在朝会上主动提出建议，在两广率先推行税制改革，效仿天启朝祖制，征收商税、矿税、茶税、海税等等。
……
ps:偷懒了三个月，码字的手都生了，一天两更有点不适应，但我会加油的，一定克服这个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