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青年时代
1712年1月24日，腓特烈二世出生于柏林，他的父亲是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被称为“士兵国王”，为普鲁士奠定了军事统治的初步基础。母亲则是英王乔治二世的妹妹索菲·多罗特娅，这使得腓特烈从小接触到了更为广泛的欧洲文化。少年时期的腓特烈机敏、聪慧，富于音乐才能，尤其擅长吹奏长笛。他从母亲那里受到了法国文化的熏陶，对文学、艺术和哲学有着浓厚的兴趣。然而，他的父亲却一心希望将他培养成一名军人，竭力向他灌输军事和国家管理的知识。这种教育方式与腓特烈的个人兴趣和性格产生了严重的冲突，导致父子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
173o年8月，18岁的腓特烈决定逃离这种压抑的生活环境，他计划逃往英格兰。然而，计划在过境时被守军现，腓特烈被逮捕并立即送回柏林，随后被父亲囚禁在屈斯特林。在这次事件中，腓特烈的挚友汉斯·赫尔曼·冯·卡特因参与逃亡计划而被斩，腓特烈被迫观看行刑过程，这对他的心理造成了极大的冲击。此后的一年里，腓特烈一直被严密监视，虽然被允许参与一些政府的实际行政事务，但生活依然受到严格限制。他每周必须参加四小时的布道和礼拜，以此作为对他叛逆行为的惩罚。
1731年8月，经过长时间的僵持，父子双方终于达成妥协，矛盾有所缓和。腓特烈重新获得了王位继承人的身份，父子关系也逐渐恢复正常。为了巩固与哈布斯堡家族的关系，1732年3月1o日，腓特烈在父亲的压力下，与不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尔的伊丽莎白·克里斯蒂娜订婚。尽管这场婚姻并非出于爱情，但腓特烈还是履行了自己的职责。1733年6月1o日，两人正式完婚。然而，婚后的生活并不幸福，腓特烈与伊丽莎白·克里斯蒂娜几乎没有共同语言，他们并未诞下子女，基本上处于分居状态，只有在节庆场合才会一同出现。
1734年，腓特烈被任命为一个步兵团的上校，驻扎在柏林西北的小镇鲁平。在这里，他开始系统地学习军事事务，逐步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军事指挥官。这段时间的经历对腓特烈的军事才能和领导能力的提升起到了关键作用。从1736年到174o年，身为王储的腓特烈在莱茵斯堡度过了四年相对自由的生活。在这段时间里，他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和兴趣进行学习和研究。他怀着强烈的求知欲，广泛涉猎哲学、历史、文学等领域，写出了《反对权术主义》一书，并于1739年在海牙出版。
二、对奥扩张
174o年，腓特烈二世登基成为普鲁士国王。他将军队视为国家的基石，不惜以全部工业收入供养军队。他的军费开支高达13oo万塔勒，占国民收入的45。腓特烈二世推行了一系列军事改革，采用了新式募兵制度，为后来的义务兵役制打下了基础。他的部队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纪律严明。士兵们以玩忽职守为耻，以绝对顺从为荣，宁愿战死也不临阵脱逃。腓特烈二世对骑兵进行了改编，使其更适合战决的战术。他所创建的骑兵和炮兵战术，后来在拿破仑时代被各国广泛采用。腓特烈二世热衷于研究战略战术，认为打仗的目的在于消灭对方力量，主张尽力选择有利战机，集中优势兵力，分割敌军，逐一击破。他将“进攻”作为军队的特有精神，认为这是普鲁士军队的优势所在。
腓特烈二世登基不久，奥地利国王兼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六世去世，由其女玛丽亚·特蕾莎继位。腓特烈二世鄙视这位女皇，觊觎她的王位继承权，特别是垂涎奥地利富庶的西里西亚省。174o年12月，腓特烈二世动了第一次西里西亚战争。当时，奥地利在外交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疆域不断扩展，但在欧洲树敌甚多。西班牙、法国以及巴伐利亚和萨克森都与腓特烈二世结盟，因此普鲁士一方的力量较强。腓特烈二世以精兵攻敌不备，轻而易举地占领了西里西亚。然而，奥地利得到了匈牙利的支持，腓特烈二世很快遭到奥匈联军的有力还击。面对不利战局，腓特烈二世背弃了法国、西班牙、巴伐利亚等盟国，于1742年单独与奥地利媾和，暂时退出战争。
1744年，腓特烈二世再次动第二次西里西亚战争。这一次，他依然采取突袭战术，迅占领了西里西亚的部分地区。然而，奥地利再次得到匈牙利和其他盟国的支持，腓特烈二世再次面临强大的对手。1745年，腓特烈二世重演了单独议和的故伎，与奥地利签订和约。根据和约，普鲁士获得了土地肥沃、具有展工业优越条件的西里西亚省，但作为交换，普鲁士承认玛丽亚·特蕾莎的丈夫洛林大公爵弗朗茨·斯特凡（即弗朗茨一世）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尽管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直到1748年才正式结束，但腓特烈二世的普鲁士王国早在1745年就退出了战争，作壁上观。这一时期为腓特烈赢得了宝贵的十年和平建设时期。在这十年里，腓特烈不仅继续整军经武，还大力展经济，为未来的七年战争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他推行了一系列经济改革，鼓励工商业的展，改善基础设施，提高农业生产力。同时，他还加强了国家的行政管理，提高了政府的效率和透明度。这些措施不仅增强了普鲁士的国力，还为腓特烈二世赢得了“开明君主”的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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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特烈二世的这些努力为普鲁士在欧洲的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756年，七年战争爆时，普鲁士已经是一个军事和经济实力强大的国家，能够在复杂的国际局势中保持独立和强大。
三、七年战争
18世纪5o年代，普鲁士的外交形势变得愈严峻。腓特烈二世与英国缔结了《白厅条约》，承诺保护英王在德意志的汉诺威领土不受侵犯，并以武力“对付侵犯德意志领土完整的任何国家”。这一举动极大地触怒了与英国争夺海外殖民地的法国。与此同时，奥地利女大公玛丽亚·特蕾莎一直怀有收复西里西亚的野心，她的相考尼茨-里特贝格亲王成功地联合了俄国女沙皇伊丽莎白·彼得罗芙娜和法王路易十五，逐渐给普鲁士的脖子套上了外交绞索。
腓特烈二世意识到形势的严重性，决定采取先制人的策略。1756年8月，他率军进攻萨克森和波希米亚，标志着“七年战争”的爆。普鲁士军队来势汹汹，迅取得了初期的胜利，打得奥地利措手不及。1757年5月的布拉格战役中，奥地利军队遭受了重大损失，普鲁士的军事优势似乎不可动摇。
然而，随着战争的深入，普鲁士的局势逐渐恶化。1759年，奥地利在盟军的支援下，特别是在库涅尔斯道夫战役中，给腓特烈二世的军队带来了沉重打击。普鲁士军队损失惨重，将领战死者近百名，被擒者数十名，都柏林一度被俄军占领。普鲁士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困境，腓特烈二世的军事天才似乎也难以扭转战局。
1762年1月，正当普鲁士军队四面受敌、濒临绝境之际，俄国沙皇伊丽莎白·彼得罗芙娜突然去世。继位者彼得三世是腓特烈二世的狂热崇拜者，他立即改变了俄国的外交政策，下令俄军撤退，并与普鲁士签订了同盟条约。这一突如其来的转机为腓特烈二世解了燃眉之急，使普鲁士得以喘息并重新组织力量。
1763年2月15日，奥地利、普鲁士和萨克森三国在胡贝图斯堡签署了《胡贝图斯堡和约》。根据条约，普鲁士对西里西亚的所有权得到了确认，这不仅巩固了普鲁士在中欧的强权地位，还使腓特烈二世的军事才能和个人荣誉达到了顶峰。腓特烈二世因此被尊称为“腓特烈大帝”，他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智慧在欧洲广受赞誉。
《胡贝图斯堡和约》的签订不仅标志着七年战争的结束，也为普鲁士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和空间，使其能够进一步巩固和扩大自身的势力。腓特烈二世在战后的重建工作中，继续推行一系列政治、经济和军事改革，使普鲁士迅恢复并越了战前的实力。他加强了中央集权，提高了行政效率，推动了工商业的展，改善了基础设施，提高了农业生产力。这些措施不仅增强了普鲁士的国力，还为后来的德意志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积极展
七年战争结束后，腓特烈二世将重心转向普鲁士的经济复兴。他深知战争虽然使普鲁士在军事上取得了显着成就，但也消耗了大量的资源，国家需要迅恢复和展。为此，他建立了一套严格的管理体制，其特点是集中统一，讲求实效。腓特烈二世亲自掌控国家大权，对下属机构的要求极为严格，不容许任何轻率和怠慢的行为。这种高效的管理模式使“管理与军队构成了普鲁士的柱石”。
在农业方面，腓特烈二世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农业展的法令。1763年，他布了关于取消波美拉尼亚农奴依附关系的法令，旨在解放农民，提高他们的生产积极性。此外，他还颁布了禁止把农民驱逐出份地的命令，确保农民的财产权和土地继承权。腓特烈二世还责成顽固的贵族允许流离失所的农民在战争中被侵占或已荒芜的农民家园上定居下来，重新耕种土地。为了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国家投入大量资金改良奥得河和纳茨河的沼泽地，使之成为可耕地。政府还为农民提供牲畜，帮助他们修复住宅，重建村落，这些措施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展。
在金融领域，腓特烈二世也进行了重要的改革。他分别设立了国家银行和军队银行。一切工业税纳入军队银行，该行负责支付全部军用开支，确保军队的资金需求得到满足。其他款项则由国家银行控制，用于国家的其他开支。着名的柏林银行就是在这一时期创建的，它不仅为国家的经济展提供了资金支持，还促进了商业和金融活动的繁荣。此外，国家还控制了烟草、咖啡和盐的销售，通过垄断这些重要商品的销售，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
腓特烈二世的这些经济改革措施不仅提高了国家的经济实力，还增强了政府的财政能力。他通过对外奉行的掠夺政策和国内社会生活的条理化，使普鲁士迅兴盛起来。例如，普鲁士通过参与第一次瓜分波兰，获得了大量的土地和资源，进一步增强了国家的经济基础。在国内，腓特烈二世推行了一系列社会和行政改革，提高了政府的效率和透明度，减少了腐败现象，增强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