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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是破译‘迷’了。”我随口说。
那一刻林顿的表情像是看见女招待没穿衣服。
“报纸上早登过，”我不能说安得蒙告诉我的，只好解释：“德国佬把这种商用密码投入军队中使用了，号称完全不可破译。”
有一种说法是，越完美的加密系统越不惧怕被公布。即使取得了密码机，获得了某一天的密码本，复杂的加密方法也会让你无能为力。德国一直对“迷”的加密能力很有信心，因此没有刻意隐瞒它的存在。
他松了一口气：“就是‘迷’，我们一直在试图破解它。”
餐厅宽敞明亮，但食客稀稀疏疏。我们坐在不起眼的角落，林顿违反组织规定，开始小声向我解释“迷”的加密原理。波兰人情报局从德国使馆复制了一台“迷”的密码机，我们用的是复制品的复制品。
它像一部打字机，由三个刻着字母的转轮、一个反射轮、六个插口和两块字母板组成。六个插口决定六对相互替换位置的字母。当在字母板A上按下一个字母时，它经过转轮和反射轮至少4-7次加密，然后字母板B上某一个字母亮灯，成为密文。
“3个转轮有6种排列方式，每个转轮有26个字母。”
“17576种转动方式。”我脱口而出。
林顿点头：“加上六对字母置换……105869……”
“1058691676442000种可能。”我觉得头要爆了。
林顿耸耸肩：“很多人说加西亚先生在负责一个根本不可能解开的密码。”
我想只要安得蒙在，就没有不能破译的密码。如果说数学上我和林顿算天才，那么他就是变态。当我们还试图从纷繁错杂的数字中寻找规律的时候，他已经建立了一支由数学家、语言学家、国际象棋大师的密码专家队伍，成为黑暗中扼住德国人咽喉的幽灵。
林顿加入安得蒙的第一办公室后，和偶像接触的时间变多了。他很兴奋，因此每次见面我被迫听了大量安得蒙的事情——他当众对林顿的工作成绩（大部分是我的成绩）表示了赞赏，和林顿一起吃晚餐——基本只喝清咖啡，他晚饭后留下来同他探讨工作。对于最后一点，我有点不舒服。我以为自己是唯一一个在安得蒙工作时能陪他的人，显然我不是。
林顿自己给出的意见总是很糟糕，我很不满，直白的问他：“安得蒙到底看中了你哪一点？”
“他说我思考问题的方式很独特，某种程度上和他很接近。”
最初的一段时间，我和安得蒙都对“迷”没有一点办法。安得蒙获得了密码机的复制器，他派出的谍报人员从德国密码局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旧密码本，而且他变态的摸清了加密方法。可是“迷”的密码表每日一变，而且加密方式过于复杂，即使这样也完全超出了我们的破译能力。
“迷”的名字不是白来的。
后来有一天，我想起了母亲的笔记。那是1938年的夏天，我已经正式烧完母亲留下的最后一本笔记。我想起了她提出的利用数学公式破解机械密码的观点，试图在她的基础上进行改进，运用在“迷”上面。
我考虑了很久，把观点写在三线文稿纸，论证了整整三十页交给林顿。林顿把他当笑话看：“把‘迷’的破译法归纳成数学公式？哦，艾伦你疯了！”
在我的强烈要求下，他不情不愿帮我把理论递交了上去。
记忆中1938的夏天很温和。阳光一直温暖，天气也不是太热。我和林顿还有其他数学俱乐部的成员从活动室里走出来，外面的阳光很刺眼。我看到了安得蒙和他的车，稳稳当当的停在图书馆外面的草坪边。
我完全没有想到他会来，愣在原地。
然后我懒洋洋的走过去：“美人，想我了？”
安得蒙瞟了我一眼，好像在笑。他越过我直接走到林顿面前：“你上次提交的公式归纳法非常不错。现在有个紧急会议，跟我回去开会。”
安得蒙从来没有这样笑着鼓励过我。他总是说，艾伦，你还小，艾伦，这个不重要，艾伦你不能进普林顿庄园。
我也没有见到林顿笑得这么明显过，白牙都露出来了。
我听见他们上车时在交谈，安得蒙的声音听起来似乎很愉悦：“林顿，你上次说的把自己关在在床下思考的方法真的很有意思……”
不比较没有感觉。我发现自己和林顿几乎颠倒过来了。我天天蹲在数学俱乐部的活动室里破译密码，成了以前那个不修边幅头发乱得跟草一样的林顿，而林顿却开始衬衫配西装，走绅士路线。以前我去酒吧的时候还有女招待冲我抛媚眼，现在就算我跟在姑娘屁股后面都不被正眼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