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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父很在意学校寄给他的成绩表，上面的数字直接关系到我的生活津贴。于是只剩下路只有一条。
“我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了，”我悲惨的看着埃德加：“如果一科不及格，下个月我连干面包都没得啃。”
我不想去敲林顿的门，但是我别无选择。
他住在一所青年学生公寓的顶楼。门虚掩着，推开后里面空空荡荡没有人。窗口开着，临窗摆了一张漆成浅蓝色的桌子，油漆有点掉皮了。桌上散乱堆着纸张，推门的瞬间突然因为空气流通而飞了起来。我抓了一张在手里，上面潦草的写着一堆数字和公式。
钢笔放在纸上，墨水瓶盖子开着。我踢踢床板，从下面拖出一个人，绝望的说：“林顿，我们必需要联手了。”
床底下的青年比我更绝望。他的胡子一个星期没有刮过了，头发乱得像草。他向房东要了熏肉和咖啡，一口气吃完扶扶眼镜缓过气来：“艾伦，解不出来。”
林顿和我是中学校友，我们录取通知书是同一天寄到的。他成绩总是全校第一名，就数学上来说是天才，曾经独立论证过某知名定理。他的乐趣之一就是顶着草一样的头发蹲在操场边看别人玩橄榄球，根据投掷角度和力度计算球能不能进球门。
有天我恰好路过，听见他喊：“能进！”
我说：“要歪。”
球果然偏了。林顿问我为什么，按照他的算法明明能进球。
“因为有风啊。”我懒洋洋回答。
此后我们就是仇敌。他的总成绩全校第一，我只有数学成绩能拿第一。可是直到毕业前，他的数学始终没有超过我。
这次考试我不及格是因为安得蒙蓄意报复，林顿不及格那是因为他真的缺课太多了。遇到解不出的数学题，我通常会蹲在图书馆门口看来来往往的女生，等灵感主动光顾。他的做法比较极端——钻进床底下，用拉下床单把光线全部遮住，在完全的黑暗中思考问题。找不到答案不会从床底下出来。
如果问题很难，他会在床下呆一整天，谁的课都不去上、
“这次你在床下呆了多久？”我问。
林顿撕了一片面包：“不记得了，好像是周二进去的。”
三天了……我想。
“就是维森教授写在黑板上的那道题，”他耸耸肩，转头盯着我的脸：“涉及到华林问题。艾伦，我知道你想做什么，但是想要告诉你，那道题凭我们根本不可能解得出来。”
我知道安得蒙往黑板上写了一道题，两行字，但是我不知道那是华伦问题。
这是1770年E。华伦提出的关于正整数平方的推测，近两百年来没有人能够论证它。
我坐在图书馆里深深的绝望了。我翻遍了所有和华伦定理有关的书，毫无头绪。埃德加来慰问我，劝我放弃算了，下个月他借我生活费。
我笑话他：“你哪来的钱啊？卖画吗？”
结果他认真的点头：“我至少还可以卖画，你什么钱都赚不了，还把身体搞糟糕了，不如跟我回去。世界级数学难题不会随随便便让大学二年级学生论证出来的。”
“你的样子糟糕死了，再这样下去都不能帮我当模特了——我可不想整天画骷髅。”他说。
我在图书馆坐了两周了，稿纸叠起来半英尺高。不知道是不是手误，安得蒙给的条件演算下去和经典华伦定理有微妙的区别，导致算到最后有个关键性的数字缺失了。
缺失的是个六位数，我一筹莫展。
我想给林顿打个电话听听他的意见（他的青年公寓装了一部），就去了公共电话亭。我满脑子都是那六个数字，鬼使神差就当电话号码按进去了。
片刻，电话那头传来甜美柔和的女声：“您好，这里是普林顿庄园。”
我拿着听筒僵直的站在电话亭里，听见对方问：“请问您找谁？”
“维森教授。”我说。
“这里没有维森教授。”女接线员显得有些迷惑：“这是加西亚顾问的直线。”
“这里没有一个叫安得蒙。维森的人？我我记得维森教授上个月说要来这里工作。”
“你是来自剑桥？”或许我表现得太过学生气了，接线员笑了起来。她在电话那头对谁说：“加西亚先生，真的有学生找到我们了。请他尽快过来吗？”
我听到了安得蒙的声音：“帮我问问名字，如果姓卡斯特，就告诉他打错了。”
女接线员问的时候，我咽了烟口水，努力保持声音平稳：“林顿，我叫林顿。布朗。”
第二天下午我搭上了去伦敦的顺风车，找到了位于郊区的普林顿庄园。
正是六月夏天，林荫道边老槐树枝繁叶茂。下了车顺着大路走到头就是普林顿庄园。天气有点热，我边走边解开了衬衣的前两颗扣子。从铁门望进去里面是老旧的红砖建筑，矮墙上垂下许多绿色藤蔓植物，在午后的暖风中微微摇摆。伦敦郊外无数庄园中，它毫不引人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