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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我扔床上，然后给了我一拳，直接把我打醒。醒来的时候埃德加正在翻我的笔记本。我一把夺过来，他摊摊手：“里面都是什么看不懂。”
第二天我把推演过代码S的笔记本烧掉了。
“再这样下去你这学期期末就挂科了。”埃德加把我喝醉的样子画成漫画，威胁我：“如果你敢挂科，我就把这些画复制一百份，贴满剑桥大街小巷。”
我碰到了林顿。他顶着草一样的头发来拿毕业证书，从此进入普林顿庄园，为国家效力。我们彼此不是很喜欢，也不是非常讨厌。他问我上次说的代号S事情，我耸耸肩：“开玩笑的。”
林顿笑了，露出一行白牙，指指我：“你终于输了，我进了普林顿庄园，你被淘汰了。”
我跟埃德加开玩笑，如果你父母有叛国嫌疑，你会怎么样？
埃德加在画画，拿我当免费模特，摆了一个高难度动作。他突然停下笔，过来抱了抱我，叹口气：“自己父母都不能相信，你还能相信谁呢？是吧，艾伦？”
他叹气的时候，我觉得他眼里真的有什么东西。我对埃德加的家庭背景一点也不了解。只知道他家境不富有，靠自己买画交学费。他和这里所有的画廊都很熟，时常送画好的画去卖，或者扛别人的作品回来临摹。
我看过他的画，有风景写生，有人物肖像，有时候他还拿我卖钱。还有一类作品是印象派，在当时美术界非常前卫，全是各种颜色的看不懂的圈和线。我经常跟他说印象派可以帮你画，这种画我三岁时就会。
圣诞节我回贝德福德郡叔父家住了两周。埃德加没有回家，留在出租房里卖画。二周后我回来，他告诉我安得蒙来找过我。他是一个人来的。
“我说你回家了，他就走了。”
那是1937年，第三帝国正在崛起，意大利退出国际联盟转而与德国和日本结盟，西班牙内战。
我把父亲和母亲留下的两木箱书与笔记由贝德福德郡带到了伦敦，开始漫长学习过程。我看一本烧一本，到1938年夏天，正式把它们全部烧完。
第6章
那段时间，我总是回忆起母亲。我看她的笔记，她娟秀的字迹旁常常有父亲的钢笔批注。记忆中母亲总是靠在垫了厚靠垫的沙发上看书，当我蹒跚过去时，她会放下书把我抱到膝盖上，轻柔的哼小曲。
埃德加说得对，自己的父亲和母亲都不相信，还有谁能够相信呢？
母亲灰蓝色的眼睛很美，温柔的落在每一个和她说话的人身上。这种温柔的目光注视过我，注视过父亲，甚至注视过安得蒙。
安得蒙说，母亲在密码学上有独到的见解。阅读她笔记的日子里，我发现她真正的天赋其实在于数学，然而她把毕生的精力用在了为祖国破译密码上。甚至当她隐退多年后，在最后一本笔记里，她依然想办法把破译方法归纳为了一些数学公式。这些公式适用于“迷”的前生——当时早期的机械加密器。
我想是对英国的爱支撑着她走到这么远。
她短暂的生命定格在照片上，永远是那位娴静温和的少妇。
我开始在空闲时间里试着理解她留下的公式。其间我又见过安得蒙一次。
那是一个巧合。我的兴趣回归于数学。剑桥是数学天才聚集的地方，只要你愿意，就永远不缺乏交流的对象。我加入了一个数学俱乐部，认识了很多朋友。艾米丽。罗特，她大学二年级那年已经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过了关于抽象代数的论文。还有亚当。门萨，美国人，二十六岁的剑桥客座教授。周末时林顿偶尔也会加入我们，提到工作地点，他永远只说在“高尔夫与象棋俱乐部”。在朋友的鼓励下我写了一篇关于群论的论文，经艾米丽的介绍，我决定把它拿去向一位住在伦敦市区的教授请教——当时数学界泰斗哈森。瓦特博士。
正是冬天，小雪刚停。管家让我在书房外面等着。片刻后门打开，瓦特教授和安得蒙走出来。他们身后还跟着一个穿军装的金丝眼镜。安得蒙看见我时愣了愣，瓦特教授笑着解释：“这是剑桥的艾伦。卡斯特，大学三年级，数学上很有才华。他写了一篇很有意思的论文，关于群论的。亲爱的安得蒙，或许你会感兴趣——啊，你们认识？”
他和我擦肩而过：“艾伦是以前我学生——瓦特博士，如果您对普林顿庄园的工作感兴趣，请随时联系我。”
我追出去，安得蒙走得很快，丝毫没有要停下来等我的意思。
还是跟在他身后的军装金丝眼镜提醒说：“那个学生追出来了。”
“埃德加说，你找过我？”我大声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