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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米丽向我这边扬了扬下巴，拢起遮住脸的卷发：“那位栗色头发的就是。现在好像什么也没做，周末给人当家庭教师。艾伦其实挺有才华的。”
我虽然忙于与“迷”奋斗，但是在别人看来确实什么也没有做——大学最后两年一直把自己关在数学俱乐部的活动室里写一篇没有发表过的论文，毕业后也没进数学研究院或者大学机构。我向他们说话的方向点点头示意，没想到问话的男人却站了起来。
隔着人群我看不清他的脸，只看见他摘下软帽微微欠身，向我致意。
然后他坐回去，隐藏回了聊天的人群中。
他说：“为了‘迷’。”
声音不大不小，刚好能够被听到。
阿诺德坐在我旁边和女孩聊得眉飞色舞，过了一会儿他困惑的回头向男人所在的方向看去：“艾伦，那边的男人是谁？我觉他他一直在看你。”
这场战争里，十七岁以上的男人都陆续参军，征兵处的队伍能排过一条长街，到处是为不列颠而战的宣传与演说，支持纳粹的黑衫军和市民冲突不断，流言漫天飞。政府把科学家们聚集起来，成立了运筹学小组（OR办公室）。我有朋友就在政府实验室工作，研究鱼雷的最佳配置和高射炮的有效射击方法。安得蒙曾告诉我，数学是一门恐怖的学科。当数学家从纸张和书本里走出来，把它作为武器投入战争中的时候，它会成为最可怕的武器。
在后来伦敦空袭中，我们从每200高射炮发击中一架纳粹飞机提高到每20发击中一架，就是运筹学小组的成果。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而我也想做点什么。
我跟阿诺德说，而他只会这样安慰我：“艾伦你什么都不用做，只用静下心来和我谈一场恋爱。”
我跟他试了。
那时候他已经知道安得蒙被隔离审查的事情，甚至知道原因，但是一个字都没有对我说。他只是不停的和我约会，带我去看电影，去逛公园，去停流亡英国的波兰音乐家的演唱会。他在电影院的黑暗中搂住我的腰，问我：“小艾伦，你甩了安得蒙，跟我过一辈子怎么样？”
我提醒他：“我们本来就分手了。”
黑暗中阿诺德扯开我大衣竖起的领子，吻我的脖子。他在我耳边煽情：“我是要你从心里甩掉他，跟我在一起。我不像他一样有那么重的责任，我有工作，我能供你研究一辈子数学，我们可以每周都这样牵着手出来看电影。你觉得呢？”
当时荧幕上正演着一对热恋的情侣当街拥吻，我死死的盯着屏幕，装作没有听见。
过了很久，阿诺德把嘴唇移开，叹了口气。
小屁孩是最悲惨的，被自己表哥逼着准时出现在书房里上课，逼着转送我玫瑰花，逼着把图画本扔掉，全部换成算术本。
我捏着一支玫瑰面无表情的告诉阿诺德：“你可以自己送给我的。”
他双手插在口袋里，从门后走出来：“亲爱的，我喜欢给你惊喜。”
他问我：“艾伦，我们约会一个月了，你有感觉了吗？”
我仔细思考片刻，老实回答：“没有。”
心理医生显得很失望，他颓然倒进椅子里，仰起脖子：“见鬼！可是我有感觉了，怎么办？！”
阿诺德泡妞时每天都有感觉，所以他自己当然知道怎么办，不用操心。
我是在十二月的下午收到来自军情总部的邀请函。
第二天上午，我去了伦敦的位于皇后大道三百六十七号，见到了布鲁斯先生。那是一个高度机密的机构，门牌上没有标示，里面走动的所有人穿着军装。布鲁斯先生是位高级官员，穿着海军军装。他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后面接见了我。
他高度赞扬了我破译“迷”的工作，问我愿不愿意加入“高尔夫与象棋研究会”。
“艾伦。卡斯特，你愿意沿着卡斯特先生和夫人的路一直走下去吗？在没有人看得见的地方，为国王陛下和英国人民效劳？”
我发誓愿意。
之后是一系列繁琐的资格审查。我被隔离了大约三天，那位叫布鲁斯的海军军官反复确认我是否叫“艾伦。卡斯特”，问了我很多小时候和父母在一起的经历与细节，把我跟档案袋里的照片反复核对。
这个四十岁的男人在他小园眼镜片后笑了：“告诉你一件事情，艾伦。我们很早就收到了你的材料，材料上显示你能力卓越。但是加西亚先生一直认为你不可信任，所以拒绝让你加入普林顿庄园。现在，我们的C爵士认为，你值得信任。他不仅信任你，也信任你的家庭。”
那一刻我有些茫然：“C爵士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