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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假象与真像之间只有一条模糊的界限。当你跨过之后，就会发现世界是那么的不同。
C通过英国在柏林的间谍联系到了我的母亲。他给正在为柏林情报局工作的简。卡斯特寄了我的照片和资料，告诉她我被掌握在英国情报局手里，希望她配合他们的工作。早在C同意让我进普林顿庄园时，我就成为了他手中的一枚棋子。
“母亲答应了吗？”
“没有。”安得蒙摇摇头：“卡斯特夫人的行动受到了严密的监视。即使她愿意，也不能给我们传递情报。况且她不信任英国情报局。”
“这时C做了一个决定。他告诉卡斯特夫人你在为情报局工作，负责’迷‘的破解。他赞扬你是个优秀的青年，希望她能在适当的时候帮助自己的儿子，帮助她的祖国。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她知道你在一号办公室，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向你传递情报。她冒着巨大的风险向我们发送和’迷‘类似的密码，并且不确定你能不能分辨并且破译它们。”
“她为什么不直接和情报局联系？”
“她不信任情报局，只相信她儿子。艾伦，她说她爱你。”
“我也爱她。”我说：“我不明白她为什么会为柏林工作。”
安得蒙抱住我，叹了一口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仰。”
我理解母亲不相信情报局的心情，这种心情和现在的我一模一样。安得蒙说得对，这是一个黑暗的部门，进来的人没有谁能够干净的走出去。但是我不理解为什么母亲接受了纳粹信仰，帮助德国开发了“迷”，最后却向我们泄露情报——是出于对祖国尚未燃烧殆尽的热爱，还是作为一个母亲接到C的恐吓信后想帮助自己在情报部门工作的儿子？
后来联系中断了很长时间。安得蒙带着摄影师来看我，拍了很多张黑白的照片。
他告诉我：“你可以表现得更加绝望一点，艾伦。”
我想我已经做不出更绝望的表情了。不论是C还是安得蒙掌控的情报局都采取了一样的做法，简单而直接。只是C至少让我在普林顿庄园正常工作，而安得蒙则把我关在了这座瞭望塔里。
他照了非常多照相，然后把它们寄给我母亲。不久以后，这种情报联系又恢复了。
我觉得这是一种利用，但是无法指责他，因为情报手段从来都是肮脏而卑鄙的。就算我们出于一种高尚的目的运用它们，也不能掩盖这个事实。
我要求安得蒙给我自由。
他拒绝了，告诉我他没有这种权利。
他抱着我，列举了很多很多项理由——隔离决定有首相的签名，放我出去的权利不在他手上，情报局正在以监禁我为手段来威胁我在柏林工作的母亲，还有他的每一个行为都被所有人关注着，不能私下释放自己的情人。
“艾伦，抱歉。在现在这个位置上，很多以前可以处理的事情反而办不到了。”
可是我怀疑这一切只是借口。所有的原因只有一点——我被划在的不受信任的黑名单上。当局在害怕。他们知道这些事情对我来说不公平，害怕一旦我恢复自由，当真相浮出水面时，就会试图和柏林取得联系，像我母亲一样成为合格的，优秀的纳粹。
我知道了实在太多的情报，可以告诉德国“迷”已经被破解了，甚至能够帮助他们开发一套在“迷”之上的情报系统。因此他们不能给我自由。
阿诺德来看望过我。他经常在这边做手术，穿着医生的白大褂，叠着腿坐在我的钢丝床上抽烟。
我问他，我有机会从这里出去吗？
他凝视着上升的淡蓝色烟圈，叹了一口气：“我以为加西亚先生最初同意你进普林顿庄园时，把这些可能性都告诉你了。任何微小的不信任，都可以成为致命的利剑。”
“他的确告诉我了，可是我没能够真正理解。”我说：“我猜测了很多结局，但是没有猜中这一个。”
阿诺德没有回答我，他只是说：“哦，小艾伦，这不是最差的结局。”
“如果有这个能力，我希望能把你从这里弄出去。但是我没有。”他显得有些沮丧：“你会嘲笑我连这个都办不到，是吗？”
“安得蒙也办不到。”我走过去，蹲在他旁边：“借我一根烟抽。”
阿诺德从烟盒里抽出一根递给我，帮我点火。
我吸了一口，呛到肺里，咳了很久。
他伸手掐我的烟头：“算了。”
我不给他：“受伤的男人吸起烟来比较帅气。”
阿诺德给我看他小表弟的画，一小叠，蜡笔画。第一张是书房窗台上盛开的金雀花，第二张是他的小木马。第三张是一副变了形的金丝眼镜——这是阿诺德。我往后翻，有一张画着个破烂的数学笔记本，封面上歪歪扭扭的写着“艾伦。卡斯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