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得蒙没有回答我，他只是沉默而坚决的脱下我的衬衫，一遍一遍的进入我的身体，逼迫我说我爱他。
他问我，如果有一天我能够从这里出去，会去哪里？
我说回贝肯福德郡，乡下叔父家。
安得蒙想了想：“不，你不能离开我。”
时间已经失去了本来的意义，生活的洪流渐渐缩减为报纸上抽象的黑白符号。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七日，我摊开《泰晤士报》，看见头条新闻是苏联攻占柏林。希特勒和他的情人在总理府地下室服毒自杀。
三天后，一千余名党卫军和外籍志愿兵守卫着第三帝国最后的象征——国会大厦，thelastbattle。他们大多数都死了。我理解党卫军的行为，但是不理解为什么会有外籍志愿兵，他们为什么愿意为纳粹作战到底。
就像我不理解母亲为什么会为纳粹工作一样。
柏林被攻占后的第二天，安得蒙递给我一则翻译过的密文。这是我收到的来自母亲的最后一条密文。
内容依然只有一句话。
请告诉艾伦，我爱他——简。卡斯特。
安得蒙说，苏联方面彻底搜查了柏林，情报局总部已经焚毁，重要资料遗失。就现有材料来看，他们并没有发现卡斯特夫妇存在过的痕迹。但是在一间被焚烧得面目全非的办公室里，有人发现了一个早期“谜”发报机的雏形，铁皮底座上刻着花体字，勉强辨认后似乎是英文的“Jane”。
这个世界是一个矛盾的组合体。我所做的每一次选择都是错误的，然而我不能够停止做出选择。
我问安得蒙，德国投降了，我可以回家了吗？
他抱歉的看着我，说，不能，艾伦。你在组织的不信任名单上。
他只能一遍又一遍的说抱歉，可是这有什么用？
我厌倦了在瞭望塔外空空荡荡的天空，厌倦了每天空虚得可怕的时间。我试图伤害安得蒙，对他说：“最开始我追你的时候，你应该拒绝我，找个女人结婚。我当时太年轻，没有完全理解情报局的黑暗，现在后悔了。”
他只是抱着我，说，抱歉，艾伦。
安得蒙告诉我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两条路。
保留现在的记忆，一辈子被关在这座瞭望塔里。
或者清除这几年的记忆，回到原来的生活。忘记普林顿庄园，忘记战争，忘记“迷”和所有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