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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儿救人属于自我救赎，陆皓儿在遭受了这么的打击后，在贫民窟走上一圈，能有这么大的触动，并有实实在在的行动，这份天性确实难得
顾雅螺微微一笑，“路西菲尔，你来回答还是我来回答”
“我来说吧”路西菲尔拿起咖啡杯，看着骨瓷中的咖啡道，“皓儿，说实话，你的心意是好的，但是你想过没有，升米恩斗米仇，再说了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二姐，说句不好听的。那店老板开口就是五万块，十万块钱，多吗”顾雅螺冷静地说道。
“是啊我这手里的钱能救几个。”陆皓儿冷静下来道，“那要是有很多很多钱呢”
路西菲尔对于她的天真笑了笑，“你直接的去救济很多人，对另外的人是不是不公平如果我们无条件地把一个地方的人都养起来，最先不干的肯定是政府。人与人之间的公平竞争咱们不用说，就说你作为一个企业一个公司，如果做了太多事，别人不理解你的出发点，可能最后连你自己都保护不了。你的想法很好，但是你觉得作为政府，任何一个政府能允许这种事吗”
☆、第245章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港英政府难道不知道九龙寨城的存在，往前说，国民政府不知道，现在的神州新政府难道也不知道。那里为什么叫三不管地带。”路西菲尔一声声的质问道，“由于警察、殖民地政府无权进入，新政权又拒绝管理，九龙寨城顿成罪恶温床、贫民区，更有以三不管（即中国不管，英国不管，香江不管）来形容当地的管辖权问题。自此，九龙寨城在无政府的情况下人口骤增，成为了杀人犯，强*奸*犯，毒*贩等各色逃犯的聚集地；亦成为了各色地下工厂的所在。”
“其实还有一点政府如果拆除的话，对于很多这样的寨民来讲，没有九龙寨城的世界，他们无法生存。”顾雅螺摩挲着空杯口慢悠悠地说道。
“为什么？怎么会，拆了他人们不就是自由了。”陆皓儿眨眨大眼睛不解道。
顾雅螺摇头微笑道，“不可否认那一直是一个最穷的人住的地方，这么多年来都没有什么变化，但里面治安并不差。那边好像没有法律，但有约束力，这个约束力，便来自街坊会、黑*社*会及其它一些地方团体。城寨有自发组织起来的治安队。”
“可是被黑社会暴力统治。”陆皓儿挠挠头不解道，“为什么不反抗，鲁迅先生不是说不再沉默中死亡，就在沉默中爆发嘛！”
自有人类文明开始，有一种心理病症可能就已存在，然而直到70年代，这种病症才由于一个刑事案件受到重视，并以此得以命名，这就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这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制造者。既可以是一个绑匪，两个绑匪，也可以是一个组织，当然也可以是一个国家机器。受害者可以是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也可以是一群人。整个国家。
路西菲尔问道。“皓儿还记得我们上一次在银行遇到持枪抢劫案吗？”
“记得，当时我们听说奶奶、螺儿和你都在里面，当时吓死我们了。”陆皓儿心有余悸道。
路西菲尔不疾不徐地又道。“专制社会最常用的统治手段就是暴力，所谓暴。每一个想要与这个专制体制作对的臣民都将受到生命的威胁。中国历史上以谋逆罪最大，犯此罪者杀无赦。统治者会反复强调这一点，目的正是‘要人质切实相信生命正受到威胁’。
统治者的一个要求是对臣民进行统治与管理。并从中获得最大利益。他不会让臣民死，而只是要榨取他们。保证自己的持续生存可能。控制人质的绑匪也是这样的心态，手中有人质，就等于握住了生的机会。因此，人质不能死。臣民不能死，要保证他们维持生命的基本物质：食物与水。这就是‘施暴的人会给人质施以小恩小惠’。在中国历史上，出现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的时段。都是专下的‘人质’实在被逼到了‘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如果能够保证小恩小惠，臣民们都是甘愿做奴隶。他是不会反抗国家‘绑匪’的。”
“国家是绑匪，臣民是人质？”陆皓儿摩挲着下巴，“这理论新鲜。”
现在这个理论呢还没有出来，所以顾雅螺只能从历史角度解释下去，“这么说吧！二姐学习历史应该知道满清入关时，有著名的‘雉法令’：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有多少前朝的遗老、遗少敢于挺身试法，甘愿保住中原的束发习惯，而不愿沦落为‘披发左衽’的番夷臣民。然而，200多年过去，时间过渡到近代的辛亥年，命的号角吹响，剃发成为拥护命的一个身体标识。这时，我们看到的是一批批已经身患重症的遗老遗少，他们留恋这根表示身份的辫子，为取消他的身份资格而感到痛心。
在专制独裁的社会体制下，当权者作为绑匪的身份出现，而被侵略与奴役的臣民则以人质的角色来希图适应这个新‘绑匪’劫持与威胁‘人质’的方法。我们不得不说，这首先是心理上、精神上的依赖，是向绑匪靠拢的愿意被驯养状态。”
顾雅螺顿了一下接着说道，“个人是国家的摹本，个人的心理变化会呈现出国家与社会的价值取向；个人的精神状态将组合成国家与社会的集体状态。专制独裁下，国家与臣民形成了一种管理与被管理的习惯形式，不论这种形式是暴力的还是教化的，是怀柔的还是高压的，总之，习惯已经建立起来，社会秩序会进入平衡状态。”
“然而，大清被推翻，臣民与专统治者关系上打破了平衡，那么臣民就实际上解放了，翻身做主人了，可是事实上我们看到的是：专制的统治模式的社会平衡也同样被打破、被破坏，那么被解放的顺民，也呈现出两种十分明确的行为趋向：或者寻求重新做顺民的机会，这就是那些前朝遗老们的普遍心态；或者寻求让别人做顺民的可能，这正是陈胜、刘邦、黄巢以及朱元璋等农民起义领袖的典型症状。”
陆皓儿消化了老半天才道，“照着你们的理论，专制社会里的老百姓只有两种选择，即生与死的选择：要么反抗，结果是被国家‘绑匪’一枪毙了；要么适应被统治，满足被挟持，由国家‘绑匪’培养成顺民。这就是‘无路可逃’的境地，别无选择的余地。”
又道，“就如九龙寨城的里面的人一样，基本需求就是一个底线，有吃有喝，生命得以延续，面临暴力的强权，只有低头才能获得延续生命的可能，这或许是源于本能反应。就像人类在驯化狗的时候，常常以食物为引诱，辅之以鞭子，让他做什么，他才会做什么。同时，随着这个驯化过程，狗对主人也形成依赖的习惯与情感。表现在人类社会中，专统治者对臣民的驯化，是通过各种暴力的体罚例如惩戒性机制、规范化的思想教育例如儒家五伦等统治思想的渗透以及适时的小恩小惠例如封官进爵等笼络人心的奖励机制而实现的，结果是培养出大量‘为绑匪打掩护’的顺民、良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