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大会，更多用于确定上下之分，体现尊卑礼数，倒未必会多谈正事。因为李邈的缘故东拉西扯几句，已经显得失仪。之后两家主君彼此推举、重订盟约的种种流程，断然是一丝不苟，没有半点疏漏的。在这种环境下，每个人只要低眉顺目，跟着赞礼官的指挥恭谨趋退就行。
雷远跟着同僚们，伴随着笙箫之响行礼如仪。但心里却难免胡思乱想，神驰域外。
他想到了自己原本熟悉的那段历史。
在那段历史中，刘备在益州转战三年而得益州，过程中的艰险不计其数，一度部众离落，死亡且半，甚至还丧失了赖为臂膀的庞统。在最终胜利后，为了飨酬苦战辛劳，他又不得不对将士们的贪婪暴掠大开方便之门，以至于益州府库一空，经济几乎崩溃。
与之对应的是，刘备武力夺取盟友基业的事实还引起了孙权的极大疑虑。如果不考虑孙权的有限节操，某种角度来说，孙权便是在此之后对刘备的信誉失去信心，孙刘联盟随之迅速瓦解，刘备的主力部队开始出现两面不能兼顾的窘境。
按照雷远的粗浅理解，那段历史的后继走向，几乎在刘备夺得蜀地的时候已经注定。既然他选择将自己的信用、名声完全兑现在益州，那在益州之外的再无进展甚至步步溃退，也就很难阻止了。
现在的局势大不相同。
实际上的益州权柄如何划分，那须得诸葛亮等人日后慢慢安排。但在外界看来，既然益州牧刘璋尚在，荆益两州的关系就是联盟而非吞并。益州的官员们只要忠于益州、忠于汉室，就可以基本延续旧有的利益格局。只不过刘备以大司马的名义管辖荆益两州的兵力，在军事上作统筹指挥罢了。
无论对孙权，抑或对以后任何一名试图与刘备合作之人来说，这样的处置都足堪交代了。在这礼崩乐坏、人心丧乱的世道里，如此应对已经宽厚到了极致。
而更重要的一点在于：
刘备在做出应对的时候，其身份首先是大汉的臣子，是为了大汉的未来而讨曹灭贼的重臣，而非与诸侯妄兴倾轧、争夺霸权的野心家。所以这个横跨扬州、荆州和益州的联盟还保有继续扩充的可能。
毕竟以曹操的所行所为，明里暗里与之敌对的人太多了。
（）;（） 毕竟在道义上，刘备始终站在那个无法正面贬斥的高点，凭此足以号召天下人心。
雷远为此颇感自豪。这个与另一段历史完全不同的情形，在相当程度上出于他在江陵城下的那个建议。
当时雷远提议，以讨曹灭贼、规复汉家秩序为口号，建立大规模的联盟。现在这个联盟已经实现了大半，而刘备的名望、声势，在这过程中不仅未损，反而更加高涨。这对于刘备来说，将是远比另一历史更加优越的开端。
当然，这样的情形也不是没有缺憾。
对刘备来说，他对益州的掌控将会更需要执政者的精细操作，需要对益州官员进行更谨慎有效的筛选任用。即便如此，只要刘季玉在，就到底隔了一层，恐怕一时难以做到如臂使指。
而对雷远来说，他在此世最大的优势，也就是对历史发展方向的把握，到此大概就所剩无几了。
在另一段历史上，那些此起彼伏的大战，那些影响刘备政权和天下局势的转折，莫不由刘备伐蜀而起，但现在，一切都已不同。这种不同，从雷远抵达荆州之后开始，随着他的努力而不断积累，到现在终于达到了改变历史主线的程度。
从孙刘两家在荆州的冲突开始，雷远已经一次次见到了与另一段历史完全不同的发展。那些因为偶然因素或者概率影响发生的事件占据的比例越来越高，而对于历史的必然……雷远的前世不是历史学家，除了“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八个字，他简直说不出别的。
这八个字对雷远来说，又有什么用呢？
如此一来，未来之路的难度可就增加了许多呀。
或许是身为后世之人的习惯，让他对那些繁杂的礼数终究缺了点发自内心的认同，因而许慈、胡潜之流的赞礼官辛苦一场，落到雷远眼中未免明珠投暗。雷远这么一边想着，一边随他人按步就班、舞之蹈之，也不知怎么地，前后的仪式就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