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供养人员9700多人，其中，县首单位公务员和事业编1700多人，乡镇干部1200余人，剩下的就是教师和卫生系统人员，每年发工资大约需要18亿左右。”
“也就是说每年的财政收入还不够发工资的，还需要依靠转移支付和借款。”梁江涛沉吟道。
他知道中西部地区基层财政状况不佳，但没想到差到了这种程度。
工资只是三保的一个方面，除此之外，还要保民生、保运转。
这样下去，何谈发展？
就算能有增长，也是透支未来而出现的虚假繁荣。
有什么意义？
“书记，加上保民生、保运转，每年一共需要2亿多，如果再进行项目建设，只能争取上级拨款，本级财政配套一般都是通过举债。不过这几年土地使用收入快速上涨，今年预计提升更多。如果加大卖地的力度，可能是一个好办法。”孙一民道。
这梁江涛当然知道。
从今年开始，全国将进入房地产快速发展的时代。
土地使用收入属于政府性基金收入，也就是卖地款项，再过几年后形成了有名的土地财政。
越是中小城市，越是依赖土地财政。
但这是一种饮鸩止渴的手段。
短时间内看能够得到大量资金。
但从长远看，一是地总有卖完的那一天，不具有可持续性。
二是容易形成依赖，毕竟这钱来的太简单了，而且房地产开发中很容易出现腐败现象，所以很多领导干部热衷于搞土地财政。
像燚城这样的西线小县城，很容易形成土地财政依赖，其实是一种寅吃卯粮，得到的全都是泡沫，经济发展全被耽误了。
潮水退去，一地鸡毛。
再想转型，己经没有机会了。
所以，产业发展才是硬道理。
“这样，从省发改委的项目款里挤出来，优先偿还县首部门对于民营企业的欠款，其他欠款，包括乡镇的欠款，三年内偿还完毕。”梁江涛道。
“是，书记。”
梁江涛的指示，孙一民当然绝对服从。
原则上讲，项目款要专款专用。
但地方挪用项目款的现象是很常见的，各级审计也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都知道基层工作复杂，各种矛盾多发，需要很强的自主配置权。
何况，省发改委一共有八亿项目，体量巨大，挤出一点儿来问题不大。
孙一民预估了一下，欠民营企业的钱也就是七八千万，很容易就还清了。
只有明年的事，明年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