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也许未来能做到，但是现在是做不到的。
从本质上来说，这也是生产力决定的，生产力决定了我们最多只能有百分之多少的人培养成科研人员，这个数量很有限，进而决定了我们投入到研中的资源有限。
这里的科研人员可以是大学、研究所、学术组织的科研人员，也可以是企业的科研人员，很多时候企业的科研人员战斗力还会更强。
所以，我们要是想在这一轮技术革命中实现优势，我们需要把资源投入到关键技术的研中去。
靠着关键技术研突破，来控制整个产业链展。”
陈元光觉得有必要举点例子来说明这个想法。
“还是讲光刻机吧，我感觉大家应该对光刻机最熟了。”
在座各位都露出微笑，很明显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光刻机都经常上neet。
像当年紧急成立的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也就是坊间传闻的大基金，大佬们都印象深刻，一期募资了一千多亿，二期募资了近三千亿，两期加起来过了四千亿，间接撬动的社会资本更是过了万亿规模。
更重要的是该基金的早期高管们一大半都进去了。
某位大佬把这拿来当成典型案例讲过。
“如果回到千禧年，我们有重新再来一次的机会，要想全产业链把光刻机给搞出来，这几乎不现实。
像蔡司和cyr，前者做镜头，后者做光源，想买他们不可能。
而我们可以选择去把控最关键的技术，比如说光源。
控制整个供应链上下游做不到，那么把资源集中在光源上，这样就能保证其他国家离开我们，也无法把光刻机给造出来。
而阿美利肯可以让其他国家的企业妥协，要求他们配合，听他们的话，把企业搬迁到阿美利肯本土去。
但是他们无法这样要求我们。
在大量领域，集中资源做关键技术的攻关，然后大规模应用，来实现在技术领域的反。
现在钙钛矿已经达到效果了，因为钙钛矿是很热的领域，我们率先实现大规模工业化之后，国外光伏企业并没有放弃钙钛矿电池的研究。
他们甚至在工业化量产上实现了一些突破，但是没用，因为他们的技术没我们的好，无论是良品率还是光电转化效率上都不如我们。
简单来说，因为技术差距，用国外自研的钙钛矿投入1oo块只会产生1块钱利润，而用华国的技术，投入1oo块能产生6块钱的利润。
这个差距还在随着华国量产的铺货而进一步提高，这逼的国外企业不得不放弃。
而我们掌握了钙钛矿技术，就在光伏产业上掌握了主动权，阿美利肯不得不给华国的钙钛矿技术开绿灯，让我们紧急进口。
这就是掌握关键技术的好处，我们能够深度嵌入到未来技术革命后全球产业中去，甚至因为我们的技术是关键技术，能够分到更大的蛋糕。
我的讲课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抽空，下面是答疑环节，欢迎各位提问。”
陈元光说完后，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大佬们很给面子。
“元光，你讲的很好，我们都老了，虽说很多都是理工科出身，但是在对前沿科技的认识上肯定没法和你比。
所以我还是有一些问题想请教你。
那就是你刚刚提到的关键技术突破，按照我的理解，是不是越是关键技术，它的研难度就越大？”
“一般来说是这样。”陈元光点头。
“而按照我的理解，现在的科研环境，其实是唯论文论，有论文才能评教授、评各种头衔，如果学者们去做类似的关键技术前沿研究，他们在物质条件的获得上就天然弱于其他做更简单问题的同行。
他也许做一辈子都没有成绩，但是能力却比其他学者更强，而其他做容易课题的学者，他们在物质条件上要比这些学者更充裕。
也就是说现在我们的科研评价体系，对于攻克关键问题是存在不适配的情况。
而摆脱唯论文论的评价体系，一样会有问题，那怎么判断谁能力更强呢？是不是只能依赖于同领域已成名的专家来给定论，谁更强，谁更弱？
那么前者是科举制，后者是举孝廉，前者固然有问题，后者更不妥。本身学阀已经够被青年学者们诟病了。
我们应该怎么做，能够实现你所描述的目的，又能够避免评价体系主观化的困境。”
陈元光觉得有点被问麻了，他连企业管理都不怎么亲自下场，这种涉及一整个管理体系的问题，有点太难为他了。
这下真成“啊，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