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古拉作为欧洲人，毫无疑问希望欧洲成为未来世界的重要一级，可是欧洲的种种行为让他失望不已。
欧洲就像是一个空有血肉没有大脑的巨人，在互联网时代没有吃到丝毫红利也就算了，原本的传统优势产业规模还在不断萎缩。
欧洲自己本土的主权基金都不投资欧洲，先是投向阿美利肯然后是加大在华投资。
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悲哀。
大众只能看到欧洲人享受着高昂的社会福利，却看不到支撑这些的根基已经腐朽不堪。
陈元光听完后说：“我很喜欢欧洲，我们在航天领域和法兰西有非常多的合作。
我觉得欧洲仍然有技术优势和教育人才方面的优势。
只是在我的角度来看，欧洲很难把这些优势变成产业上的优势。
像阿美利肯的硅谷、华国的中关村，这些都是依托丰富的高校和人才资源，培育的整体的产业集群。
像剑桥培育了ar，英格兰却没有赶上智能手机的列车。
反而是华国、高丽和阿美利肯借助ar的技术架构，制造了大量移动端芯片。
在欧洲我们好像很难看到类似的景象。”
陈元光说完后，尼古拉沉默片刻后说：
“本来英格兰企业在我们基金的持股占比大概在15，现在这个数字已经降低到了不足5。
整个欧洲都过于注重风险的控制，各国间的政策差异导致欧洲市场它看上去好像是一个统一的市场，实际上却又不那么统一。
这导致了欧洲缺乏创新的土壤。”
换做2o年前，你很难想象欧洲人吐槽华国的创新土壤比欧洲更加健全。
“莱特，其实每個国家都会有自己的弊病存在。
像阿美利肯，我们会觉得阿美利肯拥有很好的创新土壤，创新型公司一茬接一茬地冒出来。
但阿美利肯企业最大的问题在于，他们的规模一旦做大，非常容易诞生大企业病。
波音是最典型的例子，不仅波音如此，洛克希德·马丁也有类似的问题。
这样的军工企业，居然要搞杰克·韦尔奇的那一套末位淘汰制。
工程制造部门、研部门这些核心部门，要按照绩效进行末尾淘汰。
淘汰比例高达1o。
通用电气这样做已经半死不活了，到了21世纪，洛克希德·马丁这样带有垄断性质的企业居然还在这样做。
包括微软、亚马逊、谷歌这些公司都有大公司病。
而我走访过很多华国企业，华国企业在这方面是控制得比较好。
如果没有走访过华国，我很难想象像华为这样庞大的企业，已经在通信设备领域做到全球前三，居然还能屡屡创业成功。
这非常难，哪怕是他们的老师ib都无法做到。
所以各国的市场环境、监管政策、文化体系共同造就了各国不同的商业底色和产业优势。”
陈元光也很惊讶，他同样无法理解洛克希德·马丁为什么要搞末位淘汰制。
洛克希德·马丁应该属于最顶级的制造业，竞争压力非常小，不应该尽可能提供一个稳定的工作环境，来保障产品质量么？
因为末尾淘汰听上去很好，实际上会造成内部员工的不稳定，它会创造一个有毒的环境。
“好吧，真是不可思议，我很难想象末位淘汰会生在洛克希德·马丁。”陈元光说。
尼古拉说：“我第一次知道的时候同样不敢相信，因为在上世纪8o年代末的时候，我那时候刚刚从挪威6军学院毕业，去沃顿商学院交换。
那时候我认识几个工作之后又重新回学校上课的人，他们就在洛克希德·马丁工作。
他们对洛克希德·马丁的评价非常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