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这样有钱人家的公子，怎么会随便来泥腿子家里喝水？
譬如刘家的那个公子，以前就曾带着朋友们在村外路过，对他们这些泥腿子都是吆五喝六的，甚至多有嫌弃，怎可能来家里喝水？
李象还以为对方把他当成坏人了，于是便笑着说道：“老人家，伱别紧张，我不是坏人，我真是来讨水喝的。”
说着还扇扇风，故意吐槽道：“这天儿怪热的，才几月份就让人喘不过气了。”
看李象粉雕玉砌的，又长得面善，说话还和气，老人的戒备心少了不少。
“既然小公子渴了，那小老儿便去取点水来。”老人说着，转身就向屋里走去。
李象溜溜达达地就跟了上去，几人坐在院中的石头上，不多时老人就端了一瓢水出来。
那瓢不是很干净，但水的确很清澈，李象也没嫌弃，接过瓢就饮。
边上的段瓒和李立夫脸绷得跟什么似的，眼皮子不断地乱跳。
就这样随便乱喝人家的水，喝出病来我们也得跟着吃挂落口牙！
李象也坐在院中，和老人攀谈起来。
从种田聊到吃饭，再从吃饭聊到娃娃，又从娃娃聊到本县。
是越聊越往屋里去，聊到最后的时候，李象甚至都坐在了老人家里的炕上，一点也不见外，更没有任何嫌弃。
这年头的农村土炕，和后世可不一样，烟火气大不说，保热效果还不是很好。
本县县尊的名字叫做冯清，在老人口中的评价还不错。
按理来说，这年头的小民一般是不会太了解县令如何的，但老人通过实例，和李象讲述了为何对县令评价会如此之高。
大概就是前段日子，刘家想要在村里买地，用了点小手段，结果被县令识破，判了一桩公道案子。
李象微微颔，在来到登州之前他也做过一番功课，知道本地一共有五个本土的家族。
说是世家门阀吧……又够不上那么高，或许用豪强来形容比较合理。
在古代，豪强喜欢兼并土地，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说话之间，李象的小手也不是很老实，没事儿就摸摸被褥，又掀掀锅盖看看吃的都是什么。
虽说是有些贫苦，但总归是能够活下去。
唐初的税收政策，实行的是租庸调制度。
大概就是每丁每年要向国家交纳粟二石，称做租；交纳绢二丈、绵三两或布二丈五尺、麻三斤，称做调；服徭役二十天，闰年加二日，是为正役，国家若不需要其服役，则每丁可按每天交纳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的标准，交足二十天的数额以代役，这称做庸。
总体而言，“纳绢代役即为庸”，也叫“输庸代役”。
国家若需要其服役，每丁服役二十天外，若加役十五天，免其调，加役三十天，则租调全免，通常正役不得过五十日。
若出现水旱等严重自然灾害，农作物损失十分之四以上免租，损失十分之六以上免调，损失十分之七以上，赋役全免。
制度不夺农时，合理解决就业问题——当然也是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之上的制度。
而租庸调破坏的原因是因为均田制的破坏，租庸调制是要配合均田制的，其后均田制破坏，租庸调亦不可行。
均田制的破坏，不仅仅是因为人口的增加，更离不开李治和武则天这一对夫妻的努力。
租庸调的本质，就是不论土地、财产的多少，都按照人丁收税。
而由于土地兼并得不到抑制，男丁所得土地不足，又要缴纳定额的租庸调，故而使农民无力负担，只能大规模逃亡，形成恶性循环，最终租庸调、均田制一起崩溃，带动府兵制也随之彻底崩溃。
但现如今还有问题在于，地方豪强或者世家大族的佃农，租庸调是实行不到他们头上的，这就导致了许多农民宁可将土地和自己卖给豪强或者世家，被收高一些的租子，也不要自己耕种土地。
而当朝廷现自己可以直接获得赋税的自耕农大量流失的时候，它最简单的解决方式就是对剩余的自耕农抽更重的赋税，如此就造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越多自耕农依附于豪强，则朝廷越缺钱、税就越重；税越重，农民越纷纷于依附豪强。
当然世家大族和豪强也不是什么大善人，虽说是佃农，听起来有点那么个尊严，但实际上，上缴的地租跟欧洲封建主下面的农奴差不太多。
这就导致一个问题，每当遇到灾年，农民就非常容易破产，进而成为农民起义的导火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