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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庆璜这一气非同小可，气出了心脏病。躺在心血管病房里他还平静不了。他死也想不通，分明自己比局长有政绩有才能，怎么就是他下台？党难道不是最讲实事求是的吗？
曾庆璜已没有关系的亲家来医院看他，给他解开了心里的死结。
“是的。党是实事求是的。党考察一个干部是要全面考察的。领导工作哪有你这种搞法？到处题字，表态，许愿，话一出口一清二楚，没有回旋余地，我们国家还穷，哪有钱给人家。你许了愿，不给，群众有没有意见？有。有就闹、吵，安定团结就完了。”
只需寥寥数语，曾庆璜茅塞顿开。他吐出一口极长的叹息。这才了悟从政为官的玄机：要糊涂！他突然想起儿子曾看过的一本书《模糊数学》。儿子看得津津有味，对着空中自言自语宣称：“模糊数学是当代的指南！”
曾庆璜还记得自己当时说的话：狗屁不通！他既指这句话的语法也指其意义。他非常非常讨厌儿子的狂妄。
出院之后，曾庆璜的情绪从亢奋转为低沉。他在没有花草的小径上散步，一走几个小时。直着眼睛，谁也不搭理。头戴贝雷帽，手背在屁股上。垃圾经常倒在垃圾桶外面。住了几个月，邻居还不知道这老头姓甚名谁，但显然不喜欢他，一般人都喜欢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老头。
曾庆璜住一楼，由于他这栋楼与周围的农村接壤，附近的农民都习惯在他窗户底下倒垃圾和撒尿，翻着黄色泡沫的尿液沿着墙根流到他阳台边缘。曾庆璜不想得罪邻里，只想委婉地提醒一下大家，便在撒尿处贴了一张醒目的标语：此地不是杀人场，为何鲜血满地流？
如今的农民不是没文化，是文化不高，理解能力不行，偏又有刁蛮之人，一把撕下标语，冲着窗户叫喊：“写得吓死人的话，你是个神经病吧？”
自杀那一天，曾庆璜是去武昌梨园医院看了病回汉口的。那天天很热，医生也没有好脸色，他们接待的高级干部多了曾庆璜算什么。曾庆璜好不容易挤上电车，一直站着，前胸后背汗了个透湿。电车到武昌桥头堡，却又停了，一停十几分钟，曾庆璜问售票员车是不是坏了？售票员却嫌他说话凑得太近，横他一眼，说：“当然是坏了。不坏还停着？苕货！”
夕阳正在西下，路上人流滚滚，江上飞鸟盘旋，都在回家。都在回家。曾庆璜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呆呆望着被夕阳映照得金红的长江，至于他想的什么就不得而知了。他望了会儿，出人意料地翻上桥栏栽了下去。这时售票员正把头伸出窗要叫乘客上车，她的叫声变得恐怖凄厉。
第十三节
曾实在桥头堡拦了一辆出租车，我问现在去哪儿？我说我想看看他父亲的骨灰。曾实说他也这么想。骨灰在家里。哪个家？居仁里吗？不，陈家墩。
“我已经搬到了爸爸的房子里，我看谁来赶我走。”曾实说。他在搬家的那天放了一架大鞭，很多人出来看，他当众拔出在西藏买的腰刀戳在垃圾和尿的混合堆上，从此窗下就干净了。
我说：“你真是一点没变。”
“变了。”曾实说，“我为七年前‘老会宾’的婚礼感到羞愧。我向你道歉。”
“你现在到底在哪里工作？不是听说你出国定居了？”
“我怎么会在国外定居呢，我天生一个黄皮肤黑头发。不过我不愿挨整受欺负，万一……万一我就走，我有足够的钱。我在深圳工作，收入较高。可我还是喜欢住武汉，我在武汉就可以安心搞研究。”
我想起了苏玉兰，话欲说又止。在人家悼念亡父之时，我是不是话太多了。
一个服饰素净简单，相貌平常的女人开门迎接我们，递出两双拖鞋。曾实给我介绍说：“老婆。”
曾实亲切地拍拍女人的肩，“老婆，客人一定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