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展示他的权威，刘瑾在三月二十八日这一天，召集了所有的群臣，让他们跪在金水桥南，然后亲自宣读了这份黑名单。这一举动无疑是对这些官员的极大羞辱和打压，也显示了刘瑾在朝廷中的绝对权威。
除了打压异己，刘瑾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他严格限制了文官的权力，下令不要动辄便给文臣诰封，对文官要严加约束。他还令六科官员寅时入朝工作，酉时退朝下班，使得这些官员们得不到充分的休息，身心俱疲。
更为严重的是，刘瑾在处理朝政时，往往不经过深思熟虑，而是将批答章奏文书拿回自己家中，与妹夫礼部司务孙聪、华亭奸猾之徒张文冕一起商议决定。这样的处理方式，不仅辞句粗俗冗长，而且缺乏深思熟虑，对朝政的稳定和国家的长远展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此外，刘瑾还利用手中的权力，为宁王朱宸濠的谋反提供了便利。他接受了朱宸濠的贿赂，为其恢复了护卫，使得朱宸濠得以实施造反阴谋。这一行为无疑是对朝廷的背叛，也加剧了明朝后期的动荡不安。
六、权擅天下
在刘瑾权势滔天的时期，他不仅操纵朝政，更将贪腐之风推向了极致。他利用皇帝的信赖，命令各地将库藏财物悉数运往京师，借此机会大肆侵吞国家财产。官员晋升、朝觐述职，甚至是日常的政务往来，都需向刘瑾行贿，形成了一种名为“见面礼”的潜规则，金额之巨，令人咋舌。一些官员甚至不得不借贷以完成这笔昂贵的“交易”，京城富豪因此大“京债”之财。刘瑾不仅亲自接受贿赂，还安插亲信到地方任职，作为其敛财的代理人。
刘瑾的专横不仅限于经济领域，他还肆意干涉司法，以权代法，随意定人生死。如御史匡翼因一件偶事故被其构陷问罪；学士吴俨、御史杨南金等因不顺从或被诬陷，遭到撤职或中伤；对边防仓储进行所谓的审查，实则是借机打压异己，众多官员因此身陷囹圄，甚至命丧牢中。他还通过创立“罚米法”，对所有曾得罪过他的人进行报复，迫使他们缴纳巨额罚款以补充边疆粮食，导致多人家破人亡。
正德三年（15o8年）夏，一封匿名信件控诉刘瑾的种种恶行，触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政治风暴。刘瑾借皇帝之名，召集百官跪于奉天门下，企图以高压手段震慑反对者，导致多名低级官员无辜被捕，更有数人因酷暑折磨而死。这场闹剧最终因大学士李东阳的介入和匿名信来源的澄清而告一段落，但已造成人心惶惶，朝野震动。刘瑾在此期间还设立了臭名昭着的“内行厂”，其手段之残忍，连东厂、西厂也望尘莫及，京城内外一片恐慌，社会秩序濒临崩溃边缘。
刘瑾身边聚集了一众党羽，如内阁的焦芳、刘宇，六部尚书中的张彩、曹元等，他们沆瀣一气，共同维护刘瑾的专制统治。刘瑾还擅自更改制度，要求巡抚必须进京领受敕令，实则借机索贿。边防将领的升迁与否，完全取决于是否向刘瑾行贿，甚至有违法者因贿赂而逃脱惩罚，甚至获得晋升。他指使党羽在各地丈量土地，严苛剥削，激起了边防军的反抗。此外，刘瑾还滥用职权，调整科举名额，以恩宠亲信、打击政敌，完全不顾国家选才的原则。
在刘瑾的统治下，国家法律成了他手中随意揉捏的工具，刑部尚书刘瞡因未主动迎合其意，竟遭到辱骂和威胁，被迫弹劾无辜官员以自保。更有官员因惧怕刘瑾，不惜自杀或谄媚取悦。在这样的高压环境下，社会公正荡然无存，法治精神遭到践踏，整个国家机器几乎成了刘瑾个人意志的延伸。
七、纳贿自肥
刘瑾的贪欲之大，几乎达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他利用自身的权势，对入京朝见或出使的官员索贿无度。这种风气之恶劣，以至于给事中周钥在无钱贿赂刘瑾的情况下，选择了自杀，足见当时官场风气之扭曲。然而，即便面对如此严重的后果，刘瑾的贪欲仍未得到收敛，直至其党羽张彩提出警告，指出这种索贿行为实际上是在为刘瑾积累怨恨与潜在的祸患，因为官员们大多需要借贷来满足刘瑾的要求，最终只能挪用公款偿还。这一番话似乎暂时唤醒了刘瑾的理智，他开始采取一些表面措施来缓和局势。
紧接着，刘瑾利用御史欧阳云等人遵循旧习进献贿赂的机会，突然转变态度，将他们一一揭并治罪，表面上看似惩治贪腐，实则是借机清除异己，巩固自身地位。为进一步扩大影响，刘瑾派遣给事中、御史十四人分赴各地巡查，借机敛财，同时也打击那些不愿与之同流合污的官员。这些被派遣的官员为了取悦刘瑾，无不在地方上大肆搜刮，制造了一系列冤假错案，如弹劾尚书顾佐、侣钟、韩文等多位正直官员，导致朝野上下人心惶惶。
刘瑾的贪婪不仅限于金银财宝，他还通过编造罪名，假借圣旨抄没了原都御史钱钺、礼部侍郎黄景、尚书秦绂等人家产，手段之狠辣，牵连之广泛，令人指。有时，一人获罪，竟株连其邻居乃至对岸居民，制造了无数人间悲剧。大兴文字狱，使得修纂《孝宗实录》的翰林官员也未能幸免，尽管按照惯例应予以升迁，但因刘瑾的个人恩怨，十六名参与纂修的翰林被调往南京六部，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流放与惩罚。
八、凌迟处死
正德五年（151o年），明朝的政局迎来了一场剧烈的震动。这一年，安化王朱寘鐇因不满刘瑾专权，动了叛乱。明武宗朱厚照闻讯，派遣都察院右都御史杨一清和八虎之一的太监张永前往平叛。杨一清，一位富有智慧与胆略的官员，与张永同行，心中早已盘算着除去朝中大患刘瑾的计划。在平定叛乱后，杨一清利用张永与刘瑾的矛盾，巧妙地与张永结盟，共谋刘瑾之策。
张永，虽然也是八虎之一，但他与刘瑾的争斗已久，对于刘瑾的专横跋扈也心生不满。在杨一清的劝说下，张永决定利用献俘之机，向武宗揭露刘瑾的种种恶行。在一次朝会上，张永不仅详细列出了刘瑾的十七条大罪，其中包括图谋不轨、贪污受贿、私藏兵器等严重罪行，还展示了从叛乱中缴获的证据，让武宗震惊不已。武宗初闻此事，半信半疑，但在张永和杨一清的力证之下，终于下达了逮捕刘瑾的命令。
审讯过程中，刘瑾虽试图狡辩，但在确凿的证据面前，他的辩解显得苍白无力。此时，朝中重臣李东阳也站了出来，力劝武宗下决心，认为刘瑾之罪不容轻饶。武宗在重臣的劝说下，终于动了杀心。次日，武宗亲自主持抄家行动，结果令人瞠目结舌：从刘瑾府邸中搜出的金银财宝数以百万计，更有伪造的玉玺、禁用的玉带等违禁物品，甚至在刘瑾常用的扇子中，还藏有两把锋利的匕，这些现无疑坐实了刘瑾的谋反之罪。
武宗见到这些证据后，愤怒至极，彻底相信了刘瑾的不轨之心，于是果断下令将刘瑾凌迟处死。凌迟，乃古代最残酷的刑罚之一，足见武宗对刘瑾的痛恨程度。随着刘瑾的倒台，其推行的一系列政策和改革也被尽数废除，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终结。
结语
刘瑾的故事，是对明朝乃至整个封建时代权力滥用与腐败现象的深刻反映。他从一个低微的太监，一步步爬上了权力的巅峰，却又因为自己的贪婪与妄想，最终落得个身死名裂的下场。刘瑾的兴衰，不仅是个人命运的悲剧，更是对后世的警示：权力若不受制约，必将导致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