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期经历
在明朝中期的湖光山色中，未来的明世宗朱厚熜于正德二年（15o7年）9月16日在湖北钟祥的兴王府悄然降生，这是个注定将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深刻印记的日子。他的到来，不仅为兴献王朱佑杬的家族增添了喜悦，也为后来的明朝政局埋下了伏笔。朱厚熜的父亲朱佑杬，身为明宪宗的第四子，自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受封为兴王，其地位显赫，王府坐落在风景秀丽的安陆州，即今天的湖北省钟祥市。
朱厚熜的母亲蒋氏出身名门，系出北京中兵马指挥使之女，后被孝宗朱佑樘御赐为兴王妃，这场婚姻不仅是皇家的联姻，也预示着朱厚熜自幼便生长在一个充满文化与礼仪氛围的环境中。在这样的家庭里，朱厚熜自小便受到了严格的教育和培养，他的父亲尤为重视其文化修养与道德教育，亲自教授他诗书礼仪，小小年纪的朱厚熜展现出了乎常人的聪颖，能够迅背诵父亲教授的诗歌，且在古籍的学习中展现出深厚的兴趣与理解力。不仅如此，他还被引导参与王府的各种祭祀与典礼活动，这些经历不仅让朱厚熜早早地接触到了国家的礼仪制度，更培养了他作为皇族应有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然而，命运的转折点出现在正德十四年（1519年）6月17日，年仅十二岁的朱厚熜遭遇了人生中的第一个重大打击——父亲朱佑杬的骤然离世，享年四十四岁，被追谥为“献”，史称兴献王。父亲的去世，对朱厚熜而言不仅仅是情感上的巨大损失，更意味着他必须提前肩负起兴王府的重担。在长史袁宗皋的辅助下，这位少年世子开始接管王府事务，尽管年少，但他凭借早年的教育和对礼仪规范的熟悉，逐步展现出越年龄的成熟与担当。
这段时间对朱厚熜来说是成长的快通道，他不仅要处理王府的日常管理，还要面对父亲葬礼的种种事宜。兴献王被依亲王规制葬于钟祥市东北的松林山，该地后被嘉靖十年（1531年）敕封为纯德山，这一系列的仪式与安排，不仅考验着朱厚熜的组织能力，也是对他作为未来君主能否妥善处理国家大事的一次预演。
二、议礼之争
正德十六年（1521年），随着明武宗朱厚照的突然离世，帝国的权杖面临传承的抉择。在无子嗣的情况下，按照《皇明祖训》“兄终弟及”的原则，远在湖广安陆的兴献王次子朱厚熜被选中作为继承人，由此拉开了明朝历史上着名的“大礼议”序幕。
朱厚熜接到圣旨后，携王府僚属踏上赴京之路，但途中即与朝廷礼官就即位礼仪产生分歧。礼官主张朱厚熜应以皇太子身份即位，尊已故的孝宗为皇考，这意味着他需要认孝宗为父，而其生父兴献王则只能尊为皇叔父。朱厚熜对此坚决反对，他认为遗诏明确指其“嗣皇帝位”，而非以皇子身份即位，坚持要维护生父的尊荣。双方的僵持在京城郊外达到顶点，最终在皇太后的调停下，朱厚熜得以按照皇帝规格，从大明门入宫，于奉天殿即位，年号初拟“绍治”，后改为“嘉靖”。
登基后，明世宗立即着手解决生父的尊号问题，这成为“大礼议”的核心。以杨廷和、毛澄为代表的朝臣坚持传统礼法，认为朱厚熜应全盘继承孝宗体系，尊孝宗为皇考，而张璁等新晋官员则提出“继统不继嗣”的理论，支持朱厚熜尊生父为皇考。这场争论持续多年，期间朝臣意见两极分化，多次上疏争辩，甚至有官员因此被罢免或惩处。
面对强大的朝臣阻力，明世宗并未退让，他逐步提升生父的地位，先是追尊为兴献帝，后又在嘉靖十七年（1538年）将其追尊为睿宗，并将其牌位升入太庙，位序在武宗之上，正式确立了生父的皇统地位，同时改兴献王墓为显陵。这一系列举措标志着“大礼议”以明世宗的全面胜利告终，不仅解决了皇统问题，也体现了皇权对朝臣势力的压倒性优势，强化了皇帝的绝对权威。
三、力革时弊
明世宗朱厚熜即位之初，面对明武宗留下的朝纲紊乱、弊政丛生的局面，他果断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力图恢复国家的稳定与繁荣，史称“嘉靖新政”。
在政治层面，朱厚熜先对前朝遗留的问题进行清理，如重新启用那些因直谏而遭贬谪的官员，减轻百姓负担，减免田租和豁免部分赋税，以此赢取民心与士大夫的支持。他严惩贪腐，诛杀前朝宠臣钱宁、江彬等人，释放内苑珍稀动物，禁止地方官员进献奇珍异宝，这些行动有效遏制了奢侈风气，表明了新君主整顿朝纲的决心。同时，朱厚熜大力限制司礼监权力，撤销镇守太监，严格区分厂卫与法司的职能，避免了宦官干政，加强了中央集权，重用了张璁、夏言等有能力的大臣，显示出他对于人才的重视与选拔上的公正。
经济方面，他深入调查并清查皇庄和勋戚庄园，归还被侵占的民田，这一举措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土地兼并问题，有利于农业生产和民生稳定。面对土地失额的严峻形势，明世宗批准了桂萼的建议，开始了赋役制度改革的初步尝试，虽然因桂萼离职而未能全面铺开，但“一条鞭法”的雏形已经显现，为后来的赋税改革奠定了基础，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展。
文化教育领域，朱厚熜重视科举制度的整顿，旨在选拔真正的人才，鼓励士气，提升学校教育质量，加强对儒家经典的尊重与祭祀。这一系列文化政策的实施，激了文化的活力，促进了思想的交流与科学的进步，为当时的文化繁荣创造了条件，出现了众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和杰出人物。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朱厚熜的政策开始出现偏颇。随着边防开支的增加，加之其本人对道教的沉迷和大规模的建设，国家财政逐渐捉襟见肘，导致经济状况恶化，民生困苦。曾经一度被誉为“天下翕然称治”的嘉靖前期景象，逐渐被晚年的国库空虚、百业凋敝所取代，反映出改革的成效未能持久，国家治理中的矛盾与挑战依旧严峻。
四、崇道乱政
明世宗朱厚熜在位期间，特别是执政中期，原本在位早期开启的“嘉靖中兴”局面逐渐被一系列内政外交的挑战所侵蚀，其中最为人所诟病的是其对道教的过度崇信和由此引的乱政现象。随着国家的长期和平，朱厚熜开始追求个人的精神寄托与长生不老，这促使他从早期的政治清明转向沉迷于道教的神秘主义与方术之中。
在“大礼议”成功后，朱厚熜在宗法上确立了自己的正统地位，但同时也开始依赖道教来进一步强化自身的权威，通过加封自己及父母以道教尊号，试图神化皇权，这种做法在历史上颇为罕见。他对道教的推崇远远过了对佛教的关注，甚至到了排斥佛教的程度，这在明代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朱厚熜对道士邵元节、陶仲文等人的信任达到了极点，他们以祈福、祛病、求仙等各种斋醮仪式迎合皇帝，不仅耗费了大量的国家资财，还影响了朝政的正常运行。这些道士通过所谓的“祈禳祓除”之术，不仅干预了国家的自然灾害应对、军事决策，甚至影响到了皇室成员的健康与生育。朱厚熜对这些道士的赏赐丰厚，许多道士因此获得了高官厚禄，而朝中官员的晋升也与是否虔诚奉道密切相关，形成了以道教信仰为标准的政治风向标。
在这样的背景下，敢于直言的官员如太仆卿杨最因反对求仙活动而遭到杖毙，这一事件极大地震慑了朝臣，导致直言进谏的风气几近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谄媚之风盛行，朝政日益腐败。明世宗对道教的痴迷，不仅耗尽了国家财力，也使得朝政决策偏离正轨，国家机器运转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