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次出任辽东总兵期间，李成梁采取了更为激进的军事策略，意图彻底切断明朝与周边少数民族的联系。他先对泰宁部的把亥展开攻势，接着又对叶赫女真的清嘉奴、扬嘉奴部动手。与此同时，努尔哈赤正逐步统一建州女真，逐渐吞并海西女真，其势力日渐壮大，这为日后与明朝的冲突埋下了伏笔。
追溯至万历初期，兵部侍郎汪道昆视察边境时，李成梁曾建议将孤山堡等军事设施迁移，以扩大疆域，增强耕牧效益。汪道昆将此建议上报朝廷，获得批准实施。这一举措促进了当地民生的繁荣，人口增长至六万四千余户。然而，到了万历三十四年（16o6年），李成梁以边疆防御难度加大为由，决定放弃辽左六堡，强行迁移六万多户居民至内地。面对不愿背井离乡的民众，李成梁动用大军强制执行，造成了大量的流血事件，无数生命在这一过程中消逝。
六、结好张居正
在明代政治舞台上，张居正与李成梁的关系堪称一段佳话。作为明朝中后期的重要政治家，张居正以其铁腕手段和深远的政治眼光，对边防事务尤为重视。在其执政期间，对边疆官员的管理严格而公正，唯有对李成梁，张居正表现出不同寻常的关怀与赏识。《明史·张居正传》中记载，张居正特别重用李成梁，主要是看重他“敢战深入”的军事风格，以及在辽东边防中展现出的骁勇善战。
张居正之所以选择李成梁镇守辽东，背后的战略考量在于对“进攻”战术的推崇。在当时，小王子部众十余万，长期威胁辽东边疆的安全，由于未能与明朝开展互市，屡次入侵边境。张居正认为，只有采取积极的防御策略，主动出击，才能有效遏制敌军的侵扰。于是，他将李成梁派往辽东，同时在蓟门部署戚继光，共同构建起一道坚实的边防屏障。
李成梁在辽东边防的出色表现，不仅赢得了张居正的信任与支持，也为自己赢得了崇高的荣誉。在被封为宁远伯后，李成梁为了进一步巩固与张居正的关系，曾试图通过赠送黄金的方式表达感激之情。然而，张居正却展现了高尚的操守，坚决拒绝了李成梁的好意。他对使者说：“你的主人以百战得功名，我若接受他的黄金，便是违背了高皇帝的遗训，有违国家大义。”张居正的这一举动，不仅体现了其廉洁自律的品质，也加深了与李成梁之间基于相互尊重和理解的深厚友谊。
七、养虎遗患
李成梁与努尔哈赤之间的关系，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复杂案例，涉及权力、背叛、复仇与崛起的多重主题。万历十一年（1583年），李成梁率军进攻阿台，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作为王杲的女婿，不幸在此次战乱中丧生。努尔哈赤与其弟舒尔哈齐亦被俘虏。根据《清史稿》记载，努尔哈赤和舒尔哈齐在战争中被俘，后因李成梁妻子对其容貌感到奇特，秘密释放二人归去。
另一些史料则提及，努尔哈赤曾被收编在李成梁麾下充当幼丁，数年后方得以逃脱。《明史纪事本末》则补充说明，塔克世虽隶属于王杲一系，但在被李成梁收编后，因在一次行动中充当先锋而战死。事后，李成梁将塔克世遗留的土地与人马交给了努尔哈赤，并授予都督敕书，准许他继承都督指挥衔。
努尔哈赤在经历丧父之痛后，开始了他的复仇与统一女真的征程。他逐步壮大了自己的力量，最终建立了后金，对明朝宣战。在努尔哈赤列出的讨伐明朝的“七大恨”中，报父祖之仇赫然在列，这直接指向了李成梁。
晚年的李成梁与努尔哈赤的关系变得异常紧密，甚至有传言称李成梁曾有野心借助努尔哈赤的兵力，意图在辽东自立为王，甚至觊觎朝鲜。在处理边疆事务上，李成梁对努尔哈赤的态度颇为宽松，只要努尔哈赤表示忠于明朝，李成梁就会向朝廷保奏给予官职，甚至不惜放弃部分领土以安抚努尔哈赤，这种做法受到了朝中大臣如宋一韩、熊廷弼等人的严厉批评。
八、繁荣马市
辽东边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交汇的前沿地带，其繁荣与稳定直接影响着明朝的边疆安全与经济展。在李成梁镇守辽东期间，他不仅凭借卓越的军事才能，成功抵御了蒙古和女真部族的侵扰，使这些部族对明朝产生敬畏之心，还着眼于长远，倡导恢复与少数民族的贸易往来，尤其是马市的重新开放，旨在促进地方经济的繁荣与边疆的稳定。
马市，作为明朝与北方少数民族交流的重要平台，承载着政治、经济乃至文化交融的多重功能。然而，由于战乱频仍，明朝政府时常采取关闭马市的措施，试图以此为杠杆，控制边疆民族的行为，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边疆的紧张局势。李成梁深刻认识到，长期的闭市政策不仅阻碍了地方经济的展，也削弱了对边疆民族的影响力，因此，他主张在确保边疆安全的前提下，重新开放马市，以实现“两利相权取其大，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平衡策略。
在李成梁的积极推动下，辽东马市逐渐恢复了往日的繁华。通过马市，不仅交换了大量牲畜，如马匹，还促进了商品的流通，包括茶叶、丝绸、瓷器等中原特产，以及北方民族的皮毛、药材等特色产品。马市的重新开放，不仅刺激了辽东地方经济的复苏与增长，还增强了明朝对边疆民族的经济吸引力，起到了一定的羁縻作用，有助于维持边疆的相对和平。
九、晚年
万历三十六年（16o8年），兵科都给事中宋一韩的一纸揭，将辽东总兵李成梁推上了风口浪尖。宋一韩指控李成梁早年曾驱逐边民，放弃边疆土地，请求朝廷派遣御史进行调查。面对指责，李成梁请求朝廷彻查真相，随后被解除职务，等待调查结果。朝廷随即委派御史熊廷弼前往辽东，负责勘查宽奠边界的实情。翌年二月，熊廷弼的调查报告送抵朝廷，证实了李成梁与辽东巡抚赵楫确有弃地之实，且存在与努尔哈赤勾结的嫌疑，熊廷弼据此要求对二人予以严惩。然而，明神宗却将此奏疏留中不，未立即作出回应。
三月，李成梁再次上疏，恳请朝廷对自己的功过是非给出明确结论，这是他为维护自身名誉所做的最后一搏，也是对神宗态度的一次试探。尽管李成梁年事已高，但其家族在辽东的势力依然强大，其子辈仍手握重兵。神宗在收到熊廷弼的调查报告后未予公开，却将李成梁的辩解疏文下，这一举动表明神宗内心对李成梁仍有偏袒。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李成梁在北京逝世。神宗在哀悼之余，下令兵部对李成梁在辽东的功绩给予优厚的恤典，以表彰其镇守辽东多年的贡献。然而，就在李成梁去世三年后的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努尔哈赤布了对明朝的“七大恨”檄文，正式宣战，辽东局势骤然紧张，成为明朝政治腐败、经济萧条、军备松弛的集中体现。
时间流转至崇祯十年（1637年），尽管李成梁已不在人世，但崇祯帝仍批准了其后裔继承职位，延续了李家在辽东的影响力。李成梁一生的功过，伴随着辽东边疆的风云变幻，成为了后世评说的焦点，其在辽东的治理与决策，至今仍被历史学家所研究与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