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间推移,城内粮草日渐匮乏,形势愈严峻。十月初七日,皇太极再次派出招降使者,试图以后金对汉人的宽容政策说服祖大寿,但仍未成功。城内情况恶化,军民开始出现食人现象,绝望的情绪在城中蔓延。祖大寿意识到突围无望,开始考虑投降。
十月十四日,祖大寿派义子祖泽润向后金军送信,表达了谈判意愿。经过一系列交涉,十月二十六日,祖大寿与后金代表进行了面对面的谈判,提出了取锦州以换取与家人团聚的条件。皇太极则回应,取锦州之事应由祖大寿自行完成,前提是祖大寿需先出城投降。
最终,在十月二十八日,祖大寿做出了决定性的行动,他杀害了反对投降的副总兵何可纲,随后与皇太极进行了庄严的盟誓仪式。当晚,祖大寿进入后金大营,与皇太极及诸贝勒进行了深入的交谈,皇太极以盛宴款待,赠送了珍贵的礼物,包括黑狐帽、貂裘、金玲珑鞓带、缎靴、雕鞍白马等,并同意了祖大寿提出的取锦州的计划。
六、逃归锦州
祖大寿的逃归锦州,是其一生中最戏剧性和充满争议的篇章之一。在与皇太极的盟誓后,祖大寿原本计划作为内应,协助后金攻取锦州。然而,命运似乎并不打算让这场精心策划的行动轻易实现。十一月初一日,祖大寿与部将施大勇等人在浓雾的掩护下,成功逃离了后金军营,回到了锦州城中。这一出逃,无论是出于祖大寿自身的计谋,还是得益于城内明军的突然出击,都成为了历史上的一个谜团。
回到锦州后,祖大寿面临着来自朝廷的责难。尽管他解释称是通过计谋脱身,但大凌河之败的责任依然需要有人承担。因此,他被削去了少傅的头衔,由左都督降为都督同知,但崇祯帝对他的“忠智脱围”给予了肯定,未准其辞职,而是继续委任他为辽东前锋总兵,驻守锦州。这一决定,既体现了皇帝对祖大寿过往功绩的认可,也显示了朝廷在边疆危机中的无奈与妥协。
祖大寿逃回锦州后,与皇太极之间的通信频繁,内容涉及对锦州城的内应计划。祖大寿在信中解释了自己无法献城的原因,提到了城内守备森严,且非全为自己心腹,这使得他难以实施原定的计划。他承诺将来会寻找合适的机会,同时也拜托皇太极照顾好留在后金的子侄。皇太极的回应则充满了耐心与理解,承诺会善待祖大寿的家人,并鼓励他继续努力。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祖大寿与皇太极之间似乎进入了某种微妙的平衡状态。崇祯六年(1633年),双方并无直接往来,后金也未对锦州起攻势。然而,后金的高层依旧视祖大寿为潜在的内应,相信他将在未来的某个时刻挥作用,尤其是在攻取山海关的战略中。有传言称,崇祯帝曾多次调祖大寿入京,但都被他以各种理由拒绝,直到家人被扣为人质,才被迫响应朝廷的召唤,这表明祖大寿对崇祯帝的不满情绪日益加深。
七、与清为敌
自大凌河逃归明朝后,祖大寿的忠诚与策略在与后金(后改为大清)的对抗中展现得淋漓尽致。他不仅坚守明朝阵地,还多次与清军生冲突,尤其是在丙子之变中,祖大寿应召入关,参与了对清军的防御。然而,关于他是否真心与清为敌,历史记载中存在分歧,有说法指出祖大寿内心顾虑沈阳家人的安全,这使得他在对抗清军时显得有所保留。
崇祯十一年(1638年),清军第五次入塞,史称戊寅之变,再次考验了祖大寿的忠诚与勇气。面对清军的侵扰,崇祯帝再次征召祖大寿入援。起初,祖大寿以防备清军为由试图推辞,但在朝廷的连续催促下,最终率军应援。在行至中后所时,遭遇清郑亲王济尔哈朗和多罗贝勒多铎所率的清军。祖大寿果断采取行动,派兵袭击多铎部,造成了清军的伤亡,这一战果对清朝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也是祖大寿对清军的直接反抗。
皇太极得知这一消息后,亲自率大军抵达中后所,意图与祖大寿会面,以期挽回祖大寿的心。皇太极的信函中充满了诚意,表示对祖大寿的尊重与理解,强调自己不会勉强祖大寿的去留,同时释放了明军俘虏,希望以此展示自己的诚意。然而,祖大寿并未接受皇太极的邀请,始终保持距离,未与皇太极见面,这表明他已下定决心与清为敌,扞卫明朝。
崇祯十二年(1639年),祖大寿继续在山东、北直隶一带与清军周旋,尽管并未取得显着的战果,但他坚守岗位,持续对清军构成威胁。皇太极则在这一年对锦州起了攻击,试图瓦解祖大寿的意志,通过致书祖大寿的妻子,试图从家庭层面施加压力,促使祖大寿投降。然而,祖大寿并未因此动摇,反而派兵试图突破清军封锁,支援锦州,但遭遇失败,多名将领被俘。尽管如此,祖大寿仍旧回到锦州,坚守岗位,展现了他不屈不挠的精神。
八、再次降清
崇祯十三年(164o年),皇太极对锦州的围困策略变得更加狡猾和持久,他命令郑亲王济尔哈朗修建义州城,意图以此为基地长期围困锦州,使祖大寿无法耕种,从而削弱锦州的防御能力。五月,皇太极亲临义州视察,期间,杏山的蒙古人苏班岱等人请求归顺,皇太极随即派遣济尔哈朗等人率军迎接。祖大寿得知清军人少,决定抓住机会,命令游击戴明与松山总兵吴三桂、杏山总兵刘肇基合兵出击,与清军在杏山城西交战。双方都声称取得了胜利,但实际情况如何,历史记载模糊。
同年七月,皇太极命令睿亲王多尔衮、肃亲王豪格围困锦州,并致书祖泽远,指责其忘恩负义,要求他劝说堂伯祖大寿归顺清朝。然而,多尔衮和豪格的围困并不严密,祖大寿仍然能够从城外获取部分补给。崇祯十四年(1641年),锦州外城的东关副总兵那木气等蒙古人预谋投降清军,祖大寿得知后,迅剿灭了这些叛军,但锦州外城最终还是落入清军手中。
随着清军对锦州的围困加剧,祖大寿的处境日益艰难。崇祯十四年八月,得知洪承畴率领大军来援,祖大寿试图突围,但未能成功,锦州与松山两城陷入了孤立无援的状态。面对清军的长期围困,祖大寿在崇祯十五年(1642年)做出了艰难的决定,松山城破,洪承畴等被俘,其中祖大乐、祖大名、祖大成等祖家子弟被放归锦州,锦州城内粮尽,再次出现了人相食的惨状。
三月初,祖大寿先是尝试通过祖泽远与清营接触,但遭到拒绝。随后,他提出如果见到祖大乐就投降,济尔哈朗让祖大乐入城。在多次交涉后,祖大寿最终于三月初八日,率众官到济尔哈朗军营请降。皇太极在接到锦州降清的捷报后,指示除了蒙古人全部处斩外,其他人都予以保留,并要求祖大寿劝降杏山、塔山。
五月,皇太极在盛京崇政殿接见了洪承畴、祖大寿等明朝降将。面对祖大寿,皇太极表现出了宽容的态度,他说:“你上次背叛我一是为了你的主子,二是为了你的妻子儿女和宗族。我曾经对内院诸臣们说过,祖大寿一定不能死,如果以后再次投降,我也决不会杀他。事情过去就过去了,只要以后能够尽心尽力地侍奉我就可以了。”
九、晚年
祖大寿的晚年是在清朝的庇护与限制中度过的。投降清朝后,他虽被编入八旗,授汉军正黄旗总兵官,看似受到优待,但实则处于软禁状态,行动自由受限,这反映了清朝对这位两度降将的戒备心态。皇太极对祖大寿的宽待,主要在于利用他招降在宁远驻守的外甥吴三桂,以期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清崇德七年(1642年,明崇祯十五年)十月,皇太极再次利用祖大寿,命他写信劝降吴三桂。祖大寿一方面按皇太极的指示写信,另一方面私下写了一封密信给吴三桂,信中透露了自己在清廷的困境,暗示吴三桂应坚守宁远,力保边疆。吴三桂在回信中表达了对祖大寿忠诚之心的赞赏,并将此事上奏崇祯帝,这显示了祖大寿与吴三桂之间深厚的亲情纽带和对明朝的忠诚。
清崇德八年(1643年,明崇祯十六年),祖大寿再次卷入政治漩涡。他向皇太极建议兵取中后所,逮捕吴三桂的家属,以削弱吴三桂的抵抗意志,这表明祖大寿在清廷中的角色复杂,既是招降的工具,又是战略顾问。然而,同年十月,清军按照祖大寿的献计攻取中后所等三城,使得明朝在关外只剩下宁远一城,由吴三桂坚守。
清顺治元年(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清军入关,祖大寿随多尔衮军中,成为吴三桂与多尔衮沟通的桥梁。吴三桂最终引清兵入关,加了明朝的灭亡。同年九月,南明使者左懋第、陈洪范一行来到北京,祖大寿的儿子祖泽溥也在使团中,祖大寿通过儿子传递信息,表示愿意在适当的机会为南明效力,但这并未改变历史的走向,其子祖泽溥也最终降清。
结语
祖大寿的故事是历史的一个复杂注脚,它揭示了在动荡的时代,个人选择与国家命运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尽管他的决策在后世看来可能饱受争议,但无可否认,祖大寿的一生是对忠诚、勇气与生存之间永恒冲突的真实写照。